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的困惑，相比新兴数字厂商的狂热，中国的传统出版业在数字化浪潮面前则要淡漠得多。只有商务印书馆等为数不多的几家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数字出版公司，大多数出版社只是成立一个两三个人的数字出版部门，有的甚至都没有专人来负责。

数字出版的收入还不到出版社总收入的10%，这在全球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全球最大的出版商企鹅集团中国总经理周海伦告诉记者，企鹅集团在全球99%的销售仍然来自纸质书，在数字出版最发达的美国市场也只有1%~2%的收入来自电子书。

第一个困惑出版业的问题就是，人们对书的阅读习惯是否会那么容易改变?互联网厂商认为书也会向音乐一样彻底走向数字化。周海伦却认为，书比较特殊，从

500年前至今，样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而音乐的载体则不停地从磁带过度到唱片，再到MP3。

再者，书最怕的是盗版，而这在网络上太容易。作为一位写过《国家行动》等多部畅销报告文学的作家，何建明的作品在网上流传广泛，但他却向记者抱怨自己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即使有代理商跟他签合同，他也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那些绕来绕去的措辞，“分成你也很难拿到钱”。对于网络的混乱无序，他觉得非常失望。“一旦进入网络数字通道，我们的这些权益基本上是放弃了。”而在程三国看来，文字正是通过跟纸张这种盗版成本较高的物理载体捆绑在一起，才形成一个保护机制，保障了其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即使解决了上述问题，随着电子墨水的出现，Kindle、汉王等电子阅读器的阅读体验已经跟纸质书相近，类似方正阿帕比、中文在线这样的公司能进行很好的数字版权保护和管理，但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惑着全球的出版业——电子书和纸质书是相互蚕食还是相互促进?

“在电子阅读器上看书的绝对是重度阅读者，”程三国说，“这些人原本就是纸质书的读者，但因为经常出差、旅行等原因带太多书不方便，电子阅读器可以满足其需求。”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购买电子书的人恰恰是原本可能购买纸质书的这批人。而从人们的期望值来看，电子书应该比纸质书便宜，比如30元的纸质书，同样的电子书则可能卖10元，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书的单价降低了，而销量并没有同等增加。这对于出版商来说利益受损。因此，全世界的出版业都不敢冒这个风险。对于确定有极大商业价值的图书，基本不会同步出电子版，或者，如周海伦所说，企鹅集团的书都有电子版同步出版，但价格跟纸质书一样，一分不少，所以人们大多还是去买纸质书。

对于整个出版业而言，电子书市场还太小，“就像大象进浴缸，不会一下子砸下来，只是用脚试试水温。”程三国这样比喻。

在作者——出版社——印刷厂——发行商——读者这一传统出版产业链条中，出版社是毫无疑问的主导者，面对野心勃勃的数字平台厂商，他们最担心的是在新的产业链里丧失主导地位，变成弱势的内容提供商，重蹈数字音乐的覆辙。据统计，在中国去年200亿元的数字音乐销售收入中，音乐公司只拿到了5亿元。

这一趋势在专业出版领域已经显出端倪。相比大众出版物，专业出版物因为内容离散、随时更新、需要检索等特性，更适合数字载体，而且面向的是对价格并不敏感的机构用户，具有可行的商业模式，因此是最早进行数字化的出版领域。“我们现在跟方正阿帕比合作，出版社的分成是30%，因为是信息传播权，还要跟作者对半分成，这样我们只拿到15%。”商易华总经理刘成勇对数字出版中出版社的弱势地位并不满意。更让他缺乏安全感的是，出版社并不是真正的资源提供方，著作权在作者手里，出版社只是拿到5年、10年的授权，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作者会保留信息传播权，交由他人运营。

“我们并不想仅仅局限在内容提供商，把资源给人家去运营，然后挣点分成钱，我们也想做一个数字出版商、内容运营商。”刘成勇说。利用最具核心优势的工具书资源，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自己的“工具书在线”平台，试图与同方知网的工具书在线相抗衡，“我们的思路是把商务印书馆的资源作为一个基础，吸纳全国出版社的工具书，现在正在跟别的出版社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