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华网北京3月29日一则题为《一流资产管理机构怎么建?》的电讯里，全国社保理事长戴相龙解答了国民关心的全国社保基金的三大热点问题，一是社保基金如何成为一流的资产管理机构?二是已被全国欢呼再三的国有股划拨，现在执行得怎么样了?三是社保基金如何进行境外投资?——据说这部分投资已经占到社保全部资产的7%，而按照规定社保可以做到20%，中国资本又多了一个境外巨额投资的渠道，全球资本市场恐怕都要翘首以待了。

不论这三个问题如何各有侧重，理解起来其实不难，可以水到渠成地归结成一个问题——怎么做好、做大、做强社保的投资管理，这还很理直气壮。毫无疑义，社保基金可以看作是一家有着特殊身份的资产管理机构，做好、做大、做强它的投资，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都有极强的逻辑。这个逻辑不能受到质疑——谁若是胆敢提出反对意见，必定会受到全国一致的谴责。

然而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并不意味着社保的投资就做好、做大、做强了，我们的社保就是一个完善的社保了。因为社保意味着救命钱，救命钱集腋成裘地成为有庞大资产规模的管理机构，它首要的任务不能是投资。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社保基金不是一般市场意义上的资产，社保的管理人，不能有最大程度追求投资收益的优先性。

社保资产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社会统筹基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中个人账户上的基金(个人账户基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也称企业年金)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在内的企业补充保障基金，最后才是戴先生管理的，作为国家战略储备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大约可以视为全部社保里的最后保险人，类似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是一个总纲似的全民养老看病的最终保障机构。

我们不否认对站在最后的社保来说，在巨额资金累计进入之后，的确面临如何管理好这些资金的任务。但一流的社保资产管理机构，不能只唯投资论。而要看到作为社保，它的资金够不够用?都用到哪里了?合不合理?是否正当?若这些统统付之阙如，就算投资再好，依旧和社保的根本目标，风马牛不相及。

但按照戴先生的说法，全国社保基金成为一流资产管理机构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做大规模、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和培养专业队伍。但这三个内容里，我们没有看到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保障老有所养的资产管理机构，是怎么做到便民、安民、老有所养的，却只看到社保应该要赚钱、保证会赚钱。没有看到社保怎么花钱养国民之老，是少了很多东西的——甚至是要害的东西。

国务院曾明确社保基金理事会职责，是有义务、有责任按照财政部和劳动社会保障部的要求，进行相关社保福利支出的。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社保的全部年报里，这一款是没有内容的。只投资的社保，哪怕投资能力超过天下所有的基金管理人，也不能说是合格的，一流就更谈不上了。因为这等于拿养老钱和看病钱去干别的事情了;把救命的事情，和逞能证明自己对市场有能力相提并论，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一流到了什么程度?

本来，关于在国家高度对站在最后的社保基金如何操作的问题，就有很多争论。现在社保已经成立10年，按照这个模式运行也已10年了，已不可能反对社保基金目前做大的目标，因为国家和国民都无法另起炉灶，再做这样一个站在最后的机构。但无论现实如何，争取在十二五计划末，全国社保基金规模争取达到2万亿元，仅谈投资是不够的，也是文不对题的。

社保的基本要素是有收就有支，通过增加财政对社保的支出，做大社保才是正路。把社保的投资看成是社保收支的主要来源之一，很难说有多大把握。潜在的风险不仅来自市场的波动，还有管理人推卸责任的风险——因为这暗含着社保的规模不够，又不能从财政支出想办法，要是投资不赚钱的话，国民养老的钱可能就没有着落了。

虽然成立快10周年的社保，权益累计投资收益2448亿元，年化投资收益率9.75%，超过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7.74个百分点。但要确保社保的这个收益率的长期稳定，并不容易。戴先生所说的，务必做到长远投资回报要明显高于同期通货膨胀率，固是好愿望，但要长远投资回报明显高于通货膨胀系数，更难有十分把握。即使是股神如巴菲特在2008年也出现大幅度亏损。即使资本运作远比中国发达的美国，在中央级别的政府社保中，也没有很高的收益率，而且明确投资的品种只有国债——这说到底是国家拿税收进行国民福利的兜底。

总之，社保的目标在哪里，在中国现阶段需要更为明确的认识。要把社保充分定位在救命钱的性质上，其他的看法和运作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否则救命钱被用来证明投资能力，不仅谈不到国家最后的保障，连基本的国家正义都可能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