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一种用于检查爆炸物的新型安检设备，开始在亚利桑那州国际机场投入试用。它能够发现藏在衣服底下的爆炸物。可是，由于它能透过衣服看到人体轮廓，因此也引发了一场有关隐私权的争议。

隐私权在美国一直可以追溯到两百多年前的宪法修正案，尤其是第四修正案，规定了“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在当时，这样的要求还不是严格的“隐私权”概念。人们对隐私的概念以及敏感程度，是在文明程度提高之后，逐渐提高到一个要求法律保护、理所当然的要求。

因此，在建立美国宪法的一个世纪后，才有了第一个关于隐私权的案子，而且还是败诉的。1905年，在我们居住的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法官柯-伯在判例中阐述了这样的原则：“个人在社会中虽然必须放弃部分自然权利，但并非全部权利均须拋弃。个人可以决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展现他自己，这是自由权的一部分。”当时的隐私权被看作民事权。案件也基本上是民事纠纷。

那么，政府为了抓罪犯破案，是不是可以侵犯隐私?又可以侵犯到什么地步?上世纪20年代初，美国处于禁酒期。政府大量监听违反禁酒法的嫌疑人，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代斯在一个政府窃听案中表示，“凡侵犯个人隐私权的国家行为，皆被视为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行为”。从此，隐私权被视为政府不能侵犯的宪法权利。

世界越来越趋于全球化，这种规范开始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战争威胁的冲击。比如说，二战的战争环境，监听可疑的间谍如何规范?在长达近五十年的冷战期间更是如此。永远存在这样的问题：假如对情报部门放松，那么，这样的机构它的本能就是扩张权力和范围，假如规范过严，又可能伤害国家安全。所以，法律不是非常简单的判断，而是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挣扎。到1968年，国会第一次建立具体规范电子监听的联邦法规。而对每个个案，还是必须谨慎判断。

此后，可以说，人对隐私权的敏感度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高，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的改变，却使得隐私权的保护变得越来越困难。法律总是跟在形势发展后面的，新的形势总是给法律带来新的难题。在21世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尤其在电脑技术发生“跃进”之后，又遇上了所谓恐怖主义的时代。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即便不说是突变，也可以说是一个急速变化。机场安检是人们最能够感觉到的变化。当然，还有许多感觉不到的地方，例如对恐怖活动嫌疑者的监听和财务往来的检查，等等。法律遇到的许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现在需要的，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法律可能遇到的细节。例如，机场新设备出来，是不是涉嫌侵犯隐私这样的问题，需要不断有民间团体关注、提出疑问来，要容许随时作出司法挑战、司法判断的时候，必须不受白宫的干扰。这样，才可能逐渐在一个新的时代，法律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关键是，这必须是一个开放式的过程，是在公开的监督和争论中，逐渐达到一个既不背离原则、又不脱离现实的平衡，而不是政府一个部门说了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