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律师的见解很细致，很周到，又进一步的细化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保险公司不是不当得利人。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取得保险费，企业未变更合同的过错不产生不当得利法律后果。所以，保险公司不存在因不当得利而返还的义务。

丛伟律师这段话认为社保是合法的，但我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仔细想一想保险合同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其实是一体三方的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保合同，是要职工，企业，社保基金，共同完成的。职工和企业建立合同关系，企业在再代表职工，同时企业也为职工，和社保建立合同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社保合同其实是职工和社保的合同，企业在其中只是起到一个媒介，一个中介的作用。尽管他也交纳企业应付的费用。但是如果职工和企业没有签署合同，这就中断了企业和职工的关系，也同时进一步的中断了职工和社保的关系。尽管企业和社保签署的合同是合法的，但他们所签署的合同都是关呼职工的，而这里职工却没有和企业签署任何合同关系。因此说缺失了职工的社保合同，无论企业和社保如何签署，这个合同最终还是无效的。因为无效，所以按照不当得利法，社保依然是不当得利者。所以我和社保依然同时具有不当得利性了。

2、对社保不当得利身份的确定。

再刚开始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诸位律师一致认为我是不当得利者，我是应该返还多交的保费，这一点另我很委屈，也很失望。以前认为法律事务与我无关，很少关心过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对不当得利的问题理解的并不清楚，看到诸位律师的发言，才意识到律师们所言非虚了。但同时，我也看到，诸位律师一直在忽略我谈到的问题，我是要求主动退还多交纳的保费。我愿意退还多交纳的报费说明，但是我没有权利去退还多交纳的报费。因此我这个不当得利者，在不当得利形成的过程中是被动的，在返还的过程中也是无奈的(我并没有拿到一分可以自己自由应用的资金，我只是拿到了一份预期。社保的意义对一个群体来说是确定的，但对一个具体的个体来说却不是确定的。谁能确定某一个具体的个体可以绝对的活过60岁呢?企业多交纳的资金，经过社保基金的转嫁就变成了在当前不值一文的预期)。因此，我想洗刷不当得利的名声，只能以退费的方式来进行了，而这一点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而对于这种无奈，当时所有回帖的律师都没有给与满意的答复，只在强调不当得利的问题，都在强调我要退费，却没有人肯从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因为这个事件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就不得不逼迫自己深入考虑这个问题的不合理性了。这才有了认为保险公司的不当得利性的问题了。从这一点，我认为，诸位律师身上可能存在着一种惯性思维，同时保险公司的非退费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超越一切的强硬行为。社保的这种强硬形象已经形成一种定式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对于这样的定势，我认为这是一种强大的势力在作用，即使法律的威严也难以撼动了。

因此这里就有了一点疑问，民法和保险法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民法能否确定社保基金的不当得利身份，一个社会机构以民法来判断，是否具有不当得利身份?(我对法律了解不深，对民法和保险法见解不多，因此搞不清楚了)现在网上查阅的资料不当得利都是针对个人而言。而不是针对一种集体性的国家性的机构。

因此觉得能否确定保险公司的不当得利身份，我感觉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不知道以各位律师的专业性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如果不能确定社保基金的不当得利身份，那么我还是本官司的唯一不当得利者，不管我多么的委屈，多么的无奈，我也只有规规矩矩的将他人的损失转嫁到我的身上了。

3、关于本企业现金索赔的不合理性的继续探讨。

企业多交纳的保费现金经过社保基金的转嫁就变成了一种预期，最终我所拥有的不当得利的只是一种预期了。因此及时社保不能确定不当得利身份，不能返还企业保费，我要不得不返还这种不当得利，也不能以现金的方式来返还，只能以预期的形式来返还了。

因此企业向我提出以现金的形式来返还，这是不合理的方式。如果企业坚持以现金的形式来返还。那么企业的行为，就如沈炎斌律师所言，我因为不当得利而造成新的损失了。根据实际情况，企业的现金返还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交纳商业保险后，我无力承担现有的资金返还了。

4、关于本事件的综合认识。

本事件的归结是社保基金的不当得利身份是否确实的问题。因为只有确立了社保基金不当得利身份，才能从法律上让企业敢于去向社保基金讨公道了，才能把这个事件圆满的处理好。

但是我们就目前情况来看，即使我们确定了社保基金不当得利身份，原单位也仍不敢和社保公司打官司讨还回自己多交纳的保费。因为原单位对于社保基金来说是弱势的，原单位至今还拖欠着社保基金大笔的保费。就目前原单位情况来看，原单位是不可能将这笔拖欠保费交纳完毕的。因为这笔费用对原单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企业如果敢于向社保公司讨要多余保费，那么原单位就会把自己处在难堪的地方，因为这个原因。原单位只好向我讨要多交纳的费用，于是引发出了上述一系列的问题。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社会保险法》出台的难度是巨大的。

我和企业社保公司的纠纷的背景，其实是一个难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了。也就是这个背景造成了某些律师认为此案是复杂的原因了。

《保险法》出台了但《社会保险法》还是出不了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