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05年11月17日14时许，陈某驾车回家路经“红卫桥”路段时，遇其父与李某（男，78岁）在公路旁为填土方补偿青苗费问题发生争吵，遂下车与李某争执。争吵中陈某用手由下往上、由里往外的方向一甩，将正站在土坡边缘的李某摔倒，李某滚至半坡处爬起后至坡下拿起一把锄头，从小路绕至公路上欲砸陈某被人拦住，双方继续争执。在争执中，李某突然栽倒在地，陈某见状叫人将李某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李某于当日下午死亡。经法医鉴定，李某由于情绪激动、轻微外力作用等因素诱发冠心病骤发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分歧意见]:在审理中，对该案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某面对高龄的李某，应当预见自己对李某的一甩手之行为，可能导致李某摔倒而产生损害李某身体的后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加上介入其他因素，致使李某诱发冠心病骤发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冠心病骤发死亡属于刑法上的意外事件，陈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陈某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有义务也不可能预见李某生前患有陈旧性室壁瘤、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疾病，也不能预见由于自己一甩手的轻微外力会诱发李某冠心病骤发死亡的后果，主观上没有过失；陈某甩倒李某的行为与李某冠心病骤发死亡的结果有一定的联系，但陈某甩手行为对李某死亡结果的发生不是起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其行为与李某死亡的后果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意外致死事件，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他人死亡结果，但这种死亡结果的造成并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情形，其本质上是缺乏预见而又不能预见。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具有极大相似性，但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却是有罪无罪之分。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主观内容上。意外事件的行为人主观内容是既不明知，也不具有应知的义务。而疏忽大意的主观内容，则是“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的结果，但是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换言之，疏忽大意过失的认识要求就是“有能力、有义务预见而未预见”，意外事件的认识方面是“无能力也无义务预见”。由此可见，区别两者的关键在以下两点：一是有无能力预见，指行为主体是否具有认识发生危害结果的能力；二是有无预见的义务，指行为人有义务认识并避免危害社会的结果。对于行为人是否具有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预见能力的判断，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大多数学者均认为，确定行为人认识能力的标准，只能是综合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和行为时的具体条件分析判断，即以行为人行为时的实际认识能力为标准，也就是说不应再以行为人平时的认识能力来进行评判。具体的说，就是不仅要分析行为人本身的生理状况、身体状况、实践经验、业务技术水平、智力水平、专业知识、生活习惯等；而且要分析行为时的客观条件，如行为的时间、地点、环境、行为手段、行为对象等。“能够预见”只是疏忽大意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成立的条件，还不是关键所在，它还要具备行为人是否“应当预见”，即有无预见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应当预见，那么他没有预见行为造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就不能属于过失犯罪。行为人的预见义务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产生：（1）由法律（包括法令、法规、制度、命令、合同等形式）规定的明示的预见义务；（2）常识和习惯要求的应预见的义务；（3）基于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义务。具体到本案而言，陈某对李某的死亡结果，在主观方面既没有过于自信的过失，也不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因为从其认识能力而言，根本不知道李某患有严重的疾病，轻微外力作用就可以致其死亡,无法建立轻微外力作用可以致人死亡的因果认识;从其注意的义务而言，陈某的注意义务只能基于常识和习惯，对其甩倒李某的行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关注的只是是否会造成李某摔伤的一般损害结果,而苛求行为人具有对自己行为负有注意可能发生死亡的义务,显然是无限扩大了注意义务的范围,因而也就谈不上“疏忽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