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扛麻袋进城”，到“拉皮箱进城”，农民工的形象在城市人眼中早已发生巨大变化。而2010年初，发生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民工荒”，再次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拉到聚光灯下。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团委和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共同完成一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全国调查，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为34050元，平均月收入1728元,低收入工作已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这项调查进行于2010年寒假期间。116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在寒假返乡期间，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调查了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最大的生于1980年，最小的生于1996年，平均年龄23岁。比起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更少“后顾之忧”调查显示，最近3个月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达到1728元，年总收入约为20736元，相较于一年前有明显增长。但是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寄回(带回)老家的钱平均每人5779元，仅占年收入的27.9%。本次调查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唐杰博士认为，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与价值观念已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的开支更加多元化。除了对家庭尽义务，更多地要用于城市生活的消费。享受城市生活，也是他们的追求。再过几天，河南省临颍县米湾村的谢鹏飞又要出门打工了。这次回家，1987年出生的他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和同村的一个姑娘结了婚。但他也因此丢了之前干了五年多的工作—在一个批发市场点货送货。对于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谢鹏飞来说，换份工作并不难。之前的工作既没有签劳动合同，也没有社会保险。但是想到将来，他有点茫然。他不想做建筑工人，因为“感觉不安全，挣钱再多也不想做。找工作第一还是看安全，第二看是不是适合我”。这次回家，谢鹏飞还考了驾驶证。凭着这门新学的“技术”，他正琢磨着去当司机。除了挣钱多，他心里更重要的想法是：“希望运气好还能碰上大老板，发展一下关系。之前打工就是整天推着小车来回跑，在路上看见大老板，都没机会跟人接触。”他说，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机遇，要在城市出人头地。谢鹏飞选工作的标准与同龄人相比有些个性化。中国人民大学的此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职业最看重的前三个条件是收入、发挥自己的专长、工作环境。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总时长平均为43个月，工作生活过的城市平均为2个，平均每人从事过2个工种。其中，技术类工种在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并不占优，只有46.3%的受调查者表示自己正在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4.8%的人经商；其他大约一半的人做普工，即非技术性的工作。比起父辈，新生代农民工显然更少“后顾之忧”。虽然有60.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已经不会种地，但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家中依然有承包土地，其中最多的承包了100亩，平均每人4.7亩。在家庭收入上，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为34050元，最高的家庭达到50万元。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斐表示，尽管已有2／3新生代农民工不会务农，但家中仍然给他们留有最后的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收入也使他们不再满足较低收入的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眼中“城里人”的标准：“具有稳定的工作”、“拥有城里的住房”和“拥有城市户口”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前三个动机分别是：“可以挣更多的钱改善生活，摆脱贫困”、“出去锻炼一下，长本事，然后回来自己干点事”和“出去见见世面”。对于“农民工是否能成为城市人”，一半(50.7%)的受访农民工认为“完全可能”，另有37%的农民工认为“有可能”。但在问及“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时，41.7%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不是城里人”，28%的受调查者表示“说不清楚”，只有7.1%的受调查者认为自己“是城里人”。成为“城里人”的标准是什么？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具有稳定的工作”、“拥有城里的住房”和“拥有城市户口”。但是调查还发现，农民工虽然已习惯了城市生活，但往往还会遇到心理上的不认同与各种歧视。70%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所在地城市居民地位上有差异”。在工友之家总干事、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看来，“农民工”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身份不平等。“我看这个词早晚会取消，我们应该被称为新居民、新市民、新工人更合适。”对近来出台的农民工政策，孙恒和他身边的工友都非常熟悉，也感觉农民工有希望变为真正的城里人了。“我们不要求马上解决，但是能不能列出一个计划，逐步地解决？给大家一个希望，才会有归属感。”留城还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意见不一与孙恒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留城还是返乡”的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调查发现，选择“走一步看一步，视情况而定”的排在首位，为38.2%；选择“希望长期居住在城市”和“取得城市户口，成为城市居民”的共占27.5%；而选择“赚够了钱就回家乡”和“尽快回家乡”的共占23.2%。在未来住房意向上，选择“回老家建房”、“回老家的城里买房”和“在大城市攒钱买房”的人大约各占1／3。在问及“是否想过跟城里人结婚”时，近一半(48.9%)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没想过，只有28.2%的受访者考虑过这个问题，还有22.8%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尽管许多城市已降低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入学门槛，但调查发现，在有子女的农民工当中，留守在老家的孩子仍非常普遍(75.8%)。参与调查的专家认为，这一方面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整体环境对于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并没有明显改善。唐杰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城市化问题，应当得到更多重视。当前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户籍改革是核心。我们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在户籍政策调整时，可以考虑实行“二代优先”，即对那些达到居住年限和就业要求的外来人口，允许其子女先在城市落户，而父母遵循现有落户政策。这不仅能体现社会公平，而且有望破解当前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一系列难题，提高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理性流动和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