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该罪由公安机关侦查，当然起诉是由检察机关进行，判决当然是由法院作出。

2、拒执罪全称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已生效的有给付内容的判决、裁定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履行能力并且能够履行的情况下，拒不履行，情节严重的行为。

3、在司法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存在该立案，难立案的困惑。主要表现：公安侦查部门对涉案特殊主体的干预有顾虑，不依法作为；不愿承担涉案信访压力与办案经费；立案前，对移送材料的进行“实质”审查，为立案设障，行拖延之实。其内在症结在于理念的偏差与程序价值选择上的移位，法的应然要求和实然结果之间的差距违背司法规律，产生不能容忍的偏离，实为功利思维下的部门保护的结果。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简称拒执罪)

行为起始日究竟应当怎么界定，这是一个尚有争议且亟待明确的现实问题。法学理论界对此尚缺深入的探讨研究，论者们囿于相关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字面表述，一般是纠结在从执行申请抑或执行通知发出起算之上。也有一些论者主张以裁判生效之日为拒执罪行为起算日，有的甚至认为裁判生效之前的预拒执行为也应纳入拒执罪行为之列，然而其论证尚难令人信服。而司法实践目前则处于各行其是的状况，有的从执行程序开始后起算，有的则起算于裁判生效之时。最高法院近日对拒执罪做出最新的司法解释，解决了追究拒执罪的实体和程序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对于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问题却未有明确而直接的回应。本文的基本看法是：拒执罪行为有的只能在执行程序中发生，比如属于“硬拒型”的使用暴力等对抗执行的行为；有的则可能在法院裁判生效之后即发生，最为典型的是属于“软拒型”的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可供执行的财产；至于诉中乃至诉前的预拒执行为，在有权机关未明确作出入罪表态时不宜纳入拒执罪。下面从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切入，围绕拒执罪行为起始日的界定这一主题展开分析论证。

认为拒执罪行为起始日应以执行通知发出为标志的依据，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该项规定将“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作为拒执行为“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仅从该项规定来看，确实有“发出执行通知以后”的时间限定，似乎可以作为支持“执行通知说”的依据。然而，该第三条规定了六项，第六项是个兜底条款：“其他妨害或者抗拒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既然有这一兜底条款，那么裁判生效之后执行通知发出之前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造成无法执行的数额巨大的拒执行为也是可以被包含在其内的。可见，仅就“法释解释”来看，“执行通知说”就存在可商榷之处。易言之，不可以仅仅基于该第一项规定而进行反面解释，进而推出拒执罪行为的起始日都应以执行通知发出为标志。更何况，“执行通知说”并没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后作出的《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这一立法解释的支持。

上述立法解释规定了五项拒执罪行为，与“法释解释”第三条第一项相对应的情形被表述为：“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这里的改变主要有二：一是隐藏、转移或恶意毁损、转让财产不限于已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二是拒执罪的该类行为起始点不受“发出执行通知”的限制。这说明，拒执罪的此类行为不再限于“执行通知发出”之后。然而，由于其中用了“被执行人”这一概念，于是就有拒执罪的该类行为应以申请执行为前提的“申请执行说”。该说的理由为“被执行人是相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的一个法律概念，无申请执行人自然也无被执行人。”依笔者看来，“申请执行说”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是根据民诉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执行有申请执行与移送执行两种，后者的被执行人就不与申请执行人孪生。二是该立法解释规定了五项拒执情节严重的情形，第五项也是兜底条款。因此，与其说根据“被执行人”用语推出“执行申请说”，不如将拒执罪主体解释为“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而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是包括生效裁判确定的给付义务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