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某至今也不愿意相信，他侍候了近3年的岳父会那么绝情，临死前竟连一分钱的遗产都没有留给他。我岳父在去世前几个月，匆匆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将个人名下的财产全部留给了我媳妇的二姐。冯某说，看到这份遗嘱时，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我就找到公证处，要求看我岳父立遗嘱时的录像资料。但让冯某没想的是，当初负责做遗嘱公证的中山区公证处竟然告诉他，录像资料全都弄丢了。

业内说法

遗嘱公证程序存在漏洞

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已经有公证遗嘱了，为什么还会出现遗产纠纷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行的遗嘱公证程序上，存在一定的漏洞。

订立遗嘱的以老年人、危重伤病人居多，而这类人群在订立遗嘱时，神志是否还处于完全正常的状态，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也是争议最多的焦点问题。这位业内人士说，现行的遗嘱公证程序中，恰恰没能很好地解决掉这个争议焦点。因此，一直有法律界人士建议，对立遗嘱人要进行医学鉴定，如果医学鉴定认为立遗嘱人的精神及意识状态正常，才可以对其进行遗嘱公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立遗嘱人进行医学鉴定目前仍未被写进法律。

这种现状如果得不到改善，类似的纠纷必然还会大量出现，受损害的自然是公证部门的社会公信力。这位业内人士表示，至于冯某遇到的这种情况，由于他迟迟没有到法院提请诉讼，导致现在过了诉讼时效。因此，冯某即使现在仍然对这份遗嘱存在疑义，也没有办法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追讨公道了。

一份录像引发的疑案

当事人

如果有录像资料在，能证明这份公证遗嘱确实是在我岳父神志清醒时签订的，我虽然会觉得失落，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可现在，连录像都没有，我怎么能知道这份遗嘱真是我岳父签订的呢?即便是，又怎么能证明我岳父当时的神志处于清醒状态呢?冯某说。

公证处

中山区公证处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给赵老汉做遗嘱公证的公证人员讲，当时我们确实是按规定进行了录像。但后来谁也说不清怎么就弄丢了。当时我不在这个单位，这份公证遗嘱也不是我做的。但我来到这个单位之后，得知了这件事，就让人在资料室里翻了无数遍，可怎么也找不着这份录像资料了。

岳父去世4年多，遗嘱出现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家住中山区寺儿沟的赵希然老汉患上了脑血栓，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赵老汉有4个女儿，经家人商量，决定让三女儿赵丽与女婿冯某搬到赵老汉家进行照顾。当时说好了，由我们给老人养老送终，老人的遗产也归我们所有。冯某说，但是我们照顾了老人近3年之后，我自己的母亲也突然患病住院了，我们两口子没有能力同时照顾好双方的老人。于是经家人商量，我们从岳父家搬出去，去照顾我自己的母亲，让我岳父的二女儿赵英搬过来，接着照顾。

2000年5月，赵老汉曾在中山区公证处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声明自己死后遗产归三女儿赵丽所有。但我们从岳父家搬出去之后，就知道这份遗嘱应该无效了，毕竟接下来我们不能照顾老人了。冯某说。

2002年8月，赵老汉病情加重，再度住院治疗。几个月后，赵老汉去世了。我岳父的遗产主要为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岳父去世后，这套住房一直由岳母居住。2007年初，冯某的岳母也因病去世了。

处理完老人的后事，冯某提出，应该把老人的遗产分割一下。但这时，赵老汉的二女儿赵英却突然出示了一份赵老汉的公证遗嘱，这份公证遗嘱的签订时间为2002年10月，在这份遗嘱中，赵老汉自己的全部遗产由二女儿赵英继承。看到这份雪藏了4年多的遗嘱，冯某的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并且很快冯某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份遗嘱中，并没有立遗嘱人的签名，只有一个手印。冯某说，他岳父识字，按理说，岳父不可能因为不会写字而改为按手印。冯某据此怀疑，这份遗嘱或许不是他岳父所立，而是有人造假。

录像成谜，当事人无法接受

为了查清遗嘱的真伪，冯某找到了中山区公证处，要求调看做遗嘱公证时的录像资料。一开始，公证处说我没有权利调看录像。冯某对此提出异议，毕竟我也是遗嘱的利害关系人，我当然有权利调看当时的录像。经过多次申请之后，2007年4月，公证处终于答应让冯某调看当时的录像资料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更加出乎冯某的意料。当我赶到公证处时，他们并没有给我拿出录像资料，而是告诉我，录像资料已经弄丢了，找不着了。这个结果让冯某无法接受，如此重要的资料，怎么能丢呢?原来，根据司法部2000年发布施行的《遗嘱公证细则》第十六条规定，遗嘱人若是年老体弱者、危重伤病人、间歇性精神病患者等，公证人员在做遗嘱公证时应当录音或者录像。按照这条规定，赵老汉在订立遗嘱时符合给予录音或者录像的条件，否则这份公证遗嘱便涉嫌存在程序瑕疵。而事实上，中山区公证处也表示他们已按规定完成了这项程序，只是事后不慎把录像资料给丢失了。

不过，对于公证处的说法，冯某无法接受。冯某多次找到中山区公证处的上级主管部门，以及信访部门，要求有关部门解答录像资料怎么丢失的。

而对于冯某这种执著的追问，中山区公证处也感到十分头疼。近日，在中山区公证处里，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给赵老汉做遗嘱公证的公证人员讲，当时我们确实是按规定进行了录像。但后来谁也说不清怎么就弄丢了。这位负责人说，当时我不在这个单位，这份公证遗嘱也不是我做的。但我来到这个单位之后，得知了这件事，就让人在资料室里翻了无数遍，可怎么也找不着这份录像资料了。

围绕遗嘱真与假，亲人反目

而录像资料的意外丢失，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让赵老汉的子女之间继续互相猜疑。

如果有录像资料在，能证明这份公证遗嘱确实是在我岳父神志清醒时签订的，我虽然会觉得失落，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可现在，连录像都没有，我怎么能知道这份遗嘱真是我岳父签订的呢?即便是，又怎么能证明我岳父当时的神志处于清醒状态呢?冯某说，毕竟，我岳父当时已病重，医生的诊断书上清楚地写着智能欠佳。

冯某对遗嘱的真实性持严重怀疑态度。不过，冯某的大姐夫曹先生却给出了另外的说法。我也认为老人立这份遗嘱有些欠妥当，毕竟冯某夫妻两个也曾照顾老人多年，老人也应该给冯某夫妻留下一部分遗产。曹先生说，但不管怎么样，老人已经做出了决定，可能是老人觉得二女儿更孝顺一些，照顾的最多，所以才要把全部遗产留给二女儿。我们做儿女的，应该尊重老人的决定，不应该随便怀疑遗嘱的真伪。

围绕这件事，赵老汉的四个女儿分成了两派，大女儿和二女儿坚持认为遗嘱真实有效，而三女儿和四女儿却坚持认为遗嘱有问题，导致亲人反目成仇。而唯一能够让双方都信服的录像资料，却因为意外丢失，而让这一家人只能是继续争吵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