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环境保护仅靠公益机构或个人来暴露，政府的公信力将大打折扣。生态保护离开公众的参与，也只是政府的自娱自乐。每个人，都应该是环保的第一责任人；监督与保护，都应该由公众参与。

事实上，无奈的不仅仅是黄某某一个人。

李某某的职业是律师，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志愿者。这个案子的取证及诉讼过程，黄某某的花费都是自己负责，李某某也不例外。这场官司，李某某是免费打。

除物质上需要自己付出外，李某某还要承担打环境官司遭遇的法律层面的尴尬。

今年7月，在贵阳生态文明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郑学林说，2011年到2013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案件一年也就3万件左右，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各类案件，但与全国法院每年1000多万件案件相比，这个量实在太少，而且很多案件进入不到诉讼程序，比如环境公益诉讼，很多法院根本不受理，因为面临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

另据资料显示，2000年到2013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从起诉主体看，绝大多数是行政机关和地方检察院等公权力机关，环保组织起诉的案件很少，个人诉讼更是难上加难。

李某某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诉讼成本高的缘故。

众所周知，污染事实是环境官司的最直接证据。但企业是否排污，要由原告方提供证据。可对于原告方来说，取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企业的排污时间具有不确定性和隐蔽性，对污染物的判定，也有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检测机构。

在起诉三家陶瓷企业前，李某某等一直试图寻找一家监测机构，对烟囱的排放物质进行鉴定，但一直到开庭那天，都没有找到。最后，对于烟囱排放是否污染环境这一事实的鉴定，只好不了了之。

暗访过程中，志愿者们发现，一些排污设备根本没有打开。但在执法人员去取证时，企业又打开了，这也给取证增添了难度。最后，仅排污设施是否打开这一项，李某某等就取证了三次。

李某某说，取证一次不成功，就跑两次，大不了跑三次四次，但这还不是让志愿者们感到最辛苦的。最让大家觉得憋屈的是，遭遇人身安全的威胁。

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其厂址位于贵阳市极为重要的母亲河——南明河岸。定扒造纸厂长期利用天然溶洞，向南明河中排放工业生产产生的废水，对河流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影响到下游沿岸村寨村民的饮用水安全。

2010年年底，为取得污染证据，志愿者们经常从凌晨一点开始蹲守，一直坚持拍摄到天亮。在拍摄时，甚至还有一群工人凶神恶煞地跑出来质问——你们拍什么拍。

虽然最后双方没有造成大冲突，但仅这个造纸厂的全部取证工作，前后就耗费了半年之久。李某某说，取证的难度和辛苦程度，一般人难以想象，这就是很多律师认为的环境官司难打的原因之一。

面对环境公益诉讼遭遇的各种尴尬，黄某某认为，如果环境问题仅靠公益机构或个人来暴露，政府的公信力将被大打折扣。生态保护离开公众的参与，也只是政府的自娱自乐。每个人，都应该是环保的第一责任人；监督与保护，都应该由公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