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公诉机关对于死刑案件都非常重视，公诉人在示证和法庭辩论中也格外尽责。被告人及其亲属聘请律师的首要目的，就是想通过律师的有效辩护获得不被处死的判决。因此，律师必须向法庭提出足够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对抗检察机关的指控或削弱其指控的强度。这是帮助被告人获得生机的重要途径，也是刑辩律师工作的重要内容。

任何一个刑事案件中，都存在各种各样的情节。有定罪情节、也有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中既有从重处罚的情节，也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量刑情节中有罪前情节，如平素表现良好或受到过嘉奖、表彰等；又有罪中情节，如中止犯、阻止他人犯罪等；还有罪后情节，如自首、立功等。有些案件既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如累犯，又有从轻处罚的情节，如自首。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量刑情节时，有学者称之为逆向量刑情节。在这种情况下，刑辩律师不仅要尽力去否定从重的情节，还要尽可能多地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如荣某被控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一案中，有两起伤害犯罪事实，其中一起已于1998年被判决生效，2000年被告人荣某再次被控犯有数罪。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认定被告人荣某系累犯。辩护人针对这项指控提出，荣某的行为构成数罪而不是累犯。因为先前被判决的实际上是后罪，而现在指控的犯罪是漏罪，不存在荣某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或执行刑罚完毕后五年内再犯新罪的情形。因此，不能认定为累犯。法院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否定了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此外，律师还必须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如关某等人抢劫一案，律师会见被告人时，关某反映，同案被告人都是他向公安机关提供姓名和联络方式后抓获的。后经律师向侦查机关调查，证明此情节属实，法院认定了关某的立功情节，被告人获得了从轻处罚。有时候，侦查机关出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或嫌麻烦等原因，一般不愿意就被告人的罪后情节出具相关证明，给律师的辩护工作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下，律师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取证申请，获得法院的救济。对于罪前情节的证据，律师取证比较容易，应当及时取证，不要放弃任何可能对被告人有力的证据。只有这样，我们的辩护才是成功的。

存在从重、从轻量刑情节该如何处理

一个犯罪人也可能同时具有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采取简单的折抵办法，而应考虑不同情节的地位与作用，分别适用各种量刑情节。具体做法是，先撇开量刑情节考虑应当判处的刑种与刑度，再考虑从严情节估量出刑种与刑度，然后考虑从宽情节决定刑种与刑度。首先根据基本犯罪事实与犯罪性质确定一个基本刑。然后利用情节对量刑进行裁判上的平衡修正。

一般情况下，应先考虑从重情节，根据从重情节对基本刑进行趋重修正。然后再考虑从轻情节，根据从轻情节对经过第一次修正确定的刑罚进行趋轻修正。司法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当同一案件中有两个以上的逆向性量刑情节，即有的对量刑起从宽作用，有的对量刑起从严作用，在确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时候，往往将这两种情节相互抵销，既不从轻，也不从重，把这两种量刑情节从量刑的因素中删掉。

这种简单的、机械的抵销方法是不足取的，因为每个量刑情节的内涵都是不等量的。

不能予以从轻处罚情节有哪些

1、醉酒的人犯罪。醉酒的人不仅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从轻处罚的依据，在交通肇事犯罪中，如果行为人酒后驾驶，不仅在责任上处于不利地位，而且可能因此从重处罚。但行文系病理性醉酒且自己不知情，因醉酒实施犯罪行为的，则因缺乏刑事责任能力，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

2、法盲。俗话说不知者不怪罪，但并不适用于法律领域。在现代社会，学法、守法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不知法不能减轻责任，“知法犯法”也不会“罪加一等”，否则人们就不会有学法的积极性，反而在触犯法律时可以以不知法推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