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婚行为的界定。

重婚从字面上看就是具有双重婚姻。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院在1994年批复中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定罪量刑。结合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通常包括四种情况：一是有配偶者再次结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且周围群众认为他们是夫妻；三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与之结婚；四是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以夫妻名义与之同居，且周围邻居认为他们是夫妻关系。

二、重婚罪的认定。

刑法对于重婚罪的认定，不但要求重婚者有重婚的行为和事实，且要求具有重婚的故意。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在与金某办理结婚证前已经与蒋某办理了离婚手续，且法院经调查也未查到任何有关李某与蒋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其是在有配偶的前提下，又与他人结婚。被告人李某的行为，从主体上讲，李某符合重婚罪主体要件即有配偶，有配偶是指一方当事人已经存在婚姻关系，且前一婚姻关系还处在续存期间，李某与蒋某并未办理离婚手续，仍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客观上讲，被告人李某实施了重婚行为，其在未与蒋某办理离婚手续前又与金某登记结婚；从客体上讲，其行为侵害了一夫一妻的家庭婚姻制度，从表面上看其行为符合重婚罪的犯罪构成。

但是，从主观来说，本案中，被告人李某没有重婚的故意，因为被告人李某在与金某结婚前为了验证其与蒋某的婚姻是否解除，托人到蒋家询问，在蒋家告知已离婚的情况下，其出于认为已经与蒋某离婚才与金某领取结婚证；同时，李某是一位农村妇女，其没有文化，其没有了解离婚程序和需要办理手续和的认知能力，否则其也不可能通过托人到蒋家询问的程序来了解蒋某是否与自己办理了离婚手续，其是基于合理根据相信自己已与蒋某办理离婚手续才与金某登记结婚；另外，本案中李某的行为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为李某在蒋家生活不久即外出，后一直没有与蒋某共同生活，蒋某也认为自己已经与李某离婚，李某的行为并没有给社会或他人造成严重危害。故虽然被告人李某实施了重婚行为，但其本身没有重婚的故意，其行为并没有构成重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