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行政许可设定权限制在较高层次上，以法律、法规设定之，是行政许可走向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法律基础。目前的现状是，设定主体界定不清晰，各自为政，有些行政机关集设定权与实施权于一身，不仅法律、法规设置行政许可，规章及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也普遍设定行政许可，造成许可主体混乱。因此，首先应当明确设定主体。鉴于国务院层次高，地位相对超脱，宪法赋予它行政法规制定权，行政法规质量较高。而且，国务院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主体之一，行使着重要的宏观调控职能。因此，国务院有权从全局出发，进行创制性立法与执法性立法，以行政法规设定许可。这有助于行政许可摆脱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阴影，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除国务院以外，其他行政机关不应拥有行政许可设定权。当然，规章及其以下规范性文件有权根据需要就法定的许可事项依法规定许可标准、条件与程序等。其次，设定行政许可的范围应当适度。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反映着一国政府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亦是一国行政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直接体现。适度的行政许可既能促进公共利益的增长，又能兼顾社会个体利益，但不适度的行政许可却起着相反的作用。设定范围过于狭窄，意味着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过分软弱，这有可能造成社会个体各自片面地追求个体利益而忽视促进公共利益之增长，甚至因此引起经济的无序和社会的混乱。目前实践中更多的问题是行政可设定范围过宽，甚至有泛滥成灾之嫌。往往是一项许可申请，牵涉多个行政机关，加之许可机关利益观不端正，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相对方许可申请手续繁琐，这显然与法治行政不相适应。国外行政许可一般仅限于严重影响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社会风气的行业及活动，如售酒许可，食品药品生产销售许可，土地建筑许可等等。笔者认为，行政许可的设定范围应当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中国的行政许可设定范围应当顺应缓和经济规则，强化社会规制之趋势，符合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价值取向。其三，应当以法设定许可听证程序。依法规范行政许可程序，是行政许可法制化的关键所在。目前行政许可程序缺乏法定性，尤其是行政许可听证程序更是鲜有提及。因此，有必要重视行政许可程序设定特别是许可听证程序设定，即由特定行政主体主持，在相关利害关系的参与下，针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论证、辩明的程序。听证程序具有加强政治沟通，促进政治参与，提高行政效率，防止政治腐化，消除政治偏私及杜绝行政权之专横的功能，能够体现行政程序作为公正与效率整合的深层次法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