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陷风险的受害者，应对实害结果担责吗？

其实，与普通诈骗罪受害者相比，集资诈骗罪受害者，其对自陷风险所应承受的责任更大，亦更不应受到《刑法》的特别保护。因为集资诈骗犯罪过程中，受害者与集资人之间的资金交易行为一般都有借条为凭证，或签订了借款协议，有些甚至用其他财产作抵押，以担保借贷行为安全。从法律上看，他们双方的资金交易行为所确定的是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将之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其正当性不无疑问，此其一。

其二，受害者将大笔资金借贷给集资人，且不同时间多次借贷较为普遍，为的是谋取高额的、为相关法律所禁止的利率回报，实质上是以借贷的方式进行投资和投机，只不过是依赖集资人的间接投资而已。如此定性就足以证明，所谓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实乃从投资失败、无力还贷之结果，推导主观原因，与客观事实毫无关联。这种以高利借贷面目出现的投资与投机之所以屡禁不止，长期盛行于民间，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有失败的风险，但更有成功的案例。

试想，如果每位出资者即受害者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全盘皆输，此等高利借贷式投资，怎么会在民间社会长盛不衰呢？然而，对借贷式的投资成功，执法者就不闻不问——至今尚无投资成功而集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之先例。可一旦投资失败，执法者就拿集资人是问。请问执法者岂能如此成王败寇？出资者借助集资人投资成功，可以盈利千千万万；一旦投资失败，则有刑事执法为其追缴本金，从某种程度上讲，出资者即受害者始终坐收高额回报之利，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这显然违背金融投资市场中风险与回报对等的法则。如此一来，集资诈骗罪不但不能有效规范和治理民间高利借贷，而且分明是在鼓励民众进入此等不必承担任何风险的投资（投机）领域。集资诈骗罪的出台，丝毫未抑制民间高利借贷之高发态势，就是最好的明证。

高利借贷的受害者对借贷行为存在风险无疑有清晰的认知。毕竟，身边那些高利借贷最后血本难归的鲜活事例时刻在提醒他们，高利借贷有风险，资金出手要谨慎。大多数借贷人都把借贷的资金用于投资经营，将借贷资金用于被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的情况属少数之例外。不宁唯是，被借贷人即受害者在认识到风险之后，还可以立即向借贷人抽回资金，以消除风险。但现实情况是，受害者在尝到高利借贷的“甜头”后，往往向集资人追加出资，全然不顾出资越多风险越大的投资（投机）常识。受害者放贷的目的，在于牟取高额回报，而最终能否获得高资金回报率，完全取决于集资人的投资成败与经营好坏。在某种程度上，集资人的投资与经营可以被理解为是“帮助”受害者实现资金高回报率。但所有投资和经营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本金都可能打水漂，更遑论高回报率，这往往不是集资人所能单方面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