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案件简况

2010年9月13日，我开车在XX街与XX路交叉口排队等待红绿灯，车启动后遇一大客车强行左转弯致使我变更车道，在车速很慢的情况下与同向行驶的李X驾驶的轿车发生轻微的擦碰(有照片及现场环境照片和视频为证)。李X此后开车加速冲上人行横道直至撞上花坛边，将行人杨XX撞伤，其自身轿车撞损严重，交警队判我负全责(有交通事故认定书)。行人杨XX因伤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其伤好后做了司法鉴定，在2011年7月将我、李X及我的XX险公司(人XX)告到XX法院。

在法院审理中，我及人XX都对李X在事故中由于操作处置不当致使撞人的责任行为提出追究，但后来法官和人XX提出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XX还在法庭上提出杨XX治病的部分用药属于非医XX用药，不予理赔。对此法庭当庭予以驳回，要求人XX对所有医疗费用给予赔偿。

XX法院于2011年9月13日下达判决书，要求我及人XX作为被告，按照判决书的要求对原告进行赔偿(见民事判决书)。

2、过程

我即开始办理XX险赔偿事宜，要求人XX按判决书，将对杨XX的赔付直接支付给杨XX，人XX要我出具了委托书。其间我问过人XX关于李X的修车费相关问题，人XX称李X已经独自办理了相关的XX险理赔手续，不需我管。此后，人XX在理赔中以杨XX治病用药中有很大部分属于非医XX部分为由，不予理赔。我找到人XX指出，关于医疗费中非医XX部分问题，法庭当庭已经驳回人XX的抗辩请求，并且在判决书中也有记述(在判决书第6页前3行有记述)，人XX称判决书上只有记述而非判决，判决书判决结果不清。我以判决书的判决结果界限不清找过赵XX法官，赵法官告诉我可以以判决书为依据要求人XX在商业险内赔偿。我以此找人XX理论，人XX还是以相同理由拒绝赔付。赵法官建议我起诉人XX。正在我准备起诉人XX时，人XX向我帐内支付一万三千七百多元钱(我交给人XX的单据额近一万五千元)，此钱数与理赔钱数很接近。但随后人XX电话通知我，由于失误错把李X的理赔款支付到我账上，要求我退回此笔钱。为此事我咨询赵法官、也咨询过相关律师，他们建议让人XX上法庭将前述理赔问题说清楚。

在我与人XX处于交涉时，李X电话找我，说人XX让她找我要修车理赔款。我指出：李X已经独自办理了“第三者XX险赔款支付委托书，要求XX险公司将修车理赔款直接支付给李X自己”，人XX已受理，李X理应直接找人XX要钱，我和李X在修车费理赔上没有任何关系。我同时告诉李X，我收到的钱数与其修车费钱数不符，也告知李X我与人XX有纠纷。其后李X再次要钱并表示要起诉我时，我再次告诉李X，她应该理直气壮的找人XX要钱，其应起诉的是人XX而不是我，她的起诉主体不对(赵法官语)。而我得到的款项是我和XX险公司之间的问题，需要我们二者通过法律来解决。

3月14日，我收到XX法院的传票，李X为修车理赔款一事将我告至法院。为此事我又找到赵法官咨询并寻求法律帮助，赵法官听我的介绍后，认为李X的起诉主体不对，告诉我开庭后直接告诉当审法官，李X的起诉主体不对。

3月28日开庭后，李X除要求修车费外，又增加车损赔偿和利息赔偿。我当庭指出：

1、李X的起诉主体不对;

2、在此之前，李X从未提及车损赔偿和利息赔偿问题。如人XX按时赔付修车费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提及的车损赔偿和利息赔偿问题。车损赔偿和利息赔偿问题全是因为人XX推诿扯皮引起的，理应由人XX赔偿。

3、李X所要修车理赔款一事即要把我扯进来，法庭就应将我和人XX的纠纷一并解决。

人XX当庭辩称，由于没有我的委托书，所以理赔款不能直接支付给李X，只能给我。我指出人XX既然受理了李X的第三者XX险赔款支付委托书，就等于人XX同意将修车理赔款直接支付给李X，已经形成事实，此时提出什么委托书来，纯属无理狡辩。

现已查清根据XX险法第65条明确规定，人XX必须将赔偿款直接支付给李X，无需我出具委托书。如人XX将第三者的理赔款支付给我是违法的。

休庭期间，李X通知我说法官通知她，要求她对人XX撤诉(有短信为证)只针对我起诉。我与当审法官联系，法官说因为没有我的委托书，李X的第三者XX险赔款支付委托书无效，所以将人XX排除。对于法官这一说法，我不认为有说服力，根据XX险法第65条以及最高法颁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内容之规定，人XX无论如何与本案脱不了关系的。

本案在2012年4月24日上午8点30分于第九法庭开庭，法官是蔡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