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

立法选择：道德与法律边界上的进退两难

法律与道德的边界难以说清，却又泾渭分明。本着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的原则，骗取社会福利的行为至今仍游走于道德与法律边界。同时，法学界的学者们对骗取社会福利入罪的提议，各持不同态度。尽管没有一致的观点，毕竟对于此类社会异化行为的关注已然展开，越是社会陷入制度缺陷与困境之时，法学的密涅瓦猫头鹰越能展翅高飞。

其中，有观点认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内涵复杂，不宜由刑罚处罚，更不宜设立骗取社会福利罪的新罪名。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教授认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种类繁多，不能也没有必要设立骗取社会福利罪的新罪名来概括，而应分别对待。骗取低保金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就骗购经适房的行为，黎宏教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种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刑法规定诈骗罪的犯罪客观要件是诈骗公私财物，而骗购经适房主要是骗取一种资格，即申购经适房的资格。即使行为人骗取到资格，还要参加摇号，等待中签，并不必然取得财产性利益。从犯罪形态上讲，骗购经适房只是一种犯罪预备状态，一般不予以刑罚处罚。同时，骗购经适房过程中，伪造证明文件的行为，可以单独构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取得申购资格的，可以单独构成行贿罪，因此单独设立骗取社会福利罪并无必要。而当下骗购经适房行为层出不穷，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责任部门分工不明、监管不力导致，亦有政策不明等原因进一步助推了骗购者的野望。同时，因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的特殊性，不仅涉及骗购者自身的行为，而且涉及相关监管、审核部门的责任，如果单纯用刑罚来规范和处罚骗购者，那么为骗购者出具、审核各种资质文件的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要成立共犯？再如骗取低保金的行为，目前的处罚措施也是取消低保资格，部分地区规定处以冒领金额二倍的罚款，远未上升到刑罚的层面。

与黎宏教授所持观点相似，有观点主张，传统刑法理论对于财产犯罪中的不动产犯罪有严格限制，骗购经适房很难认定为犯罪。同时，政府能否成为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也存在很大争议。贸然引入骗取社会福利罪名，可能引发刑法理论的混乱。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认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本质上属于诈骗罪的规范领域，属于诈骗行为的特定表现形式，应当受到刑罚处罚。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沈海平认为，对于骗取社会福利（包括骗取低保金、骗购经济适用房等）行为，应按照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在骗购经济适用房案件中，骗购行为实际上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具体说来，那些实际享有购买经济适用房资格的低收入群体就是被害人，因为福利资源（尤其是土地、房屋之类）是有限的，无资格者获得了经济适用房，就减少了有资格者获得这一资源的机会，损害了其预期应得的利益。从广义上说，除骗购人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都是被害人。

还有观点认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应当属于犯罪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由目前我国的国情决定，不宜靠刑罚来处罚此类行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认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涉及到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分配渠道、社会公平正义等方方面面，在现阶段应先以宣传、教育为主，穷尽一切手段治理骗取社会福利的行为，并且同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社会福利，努力将蛋糕做大、分匀，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进一步研究骗取社会福利行为入罪的问题。阮齐林指出，骗取社会福利行为人不构成诈骗罪，那么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勾结或对其帮助的共犯行为，也不能成立诈骗罪，分别应以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等罪名追究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在西方高福利社会制度下，很多国家设有骗取社会福利（公共福利）罪，但是我国特殊国情下，享受福利的人不多，骗取社会福利者的动机不仅仅是非法占有，而是迫于生存压力，因此并不能与西方国家等量齐观、同样对待。这已经超出了刑法的规制范围，而应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来综合考量。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小军提出了另一条思考和解决进路：无需刑法规制，以行政法来解决骗取社会福利的难题。他提出，对于骗取社会福利的行为，针对其特殊性，应采取经济领域的行政处罚为主，不宜也无需由刑罚来处罚。很多学者谈到国外的骗取社会福利罪设置，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国家的行政机关没有处罚权，而是通过到法院起诉，以轻刑罚的方式来惩罚违法者。国外的轻刑罚、保安处分等措施，其实与我国的行政处罚的性质是同一的，我们对于骗取社会福利行为的处罚完全可以由行政处罚来完成，没有必要进入到刑罚领域，这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就行政处罚而言，杨小军教授提出，可以设置取消资格、罚款、没收等行政处罚措施，同时可以适当科处惩罚性罚款，以骗取社会福利者的既得利益为基数进行加倍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