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几种情景下不宜认定为胁从犯：

1、行为人身体受外力强制完全失去意志自由的情况下的行为，其行为不能表达其主观意志，不可能具有罪过，不构成犯罪，也就无胁从犯之说;

2、对于先是被迫参加，而后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实施犯罪的，不宜定胁从犯;

3、被诱骗参加共同犯罪的人，不宜定胁从犯。

认定胁从犯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胁从犯在主观上的基本特征在于虽然是非主动、非自愿的，但却并没有失去或完全失去意志自由。

如果行为人在身体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完全失掉了意志自由，则失去了与胁迫者的犯意联络，不具有与胁迫者的共同犯罪故意。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6条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被胁迫者只不过是胁迫者利用的工具，胁迫者构成间接实行犯，而被胁迫者不构成犯罪。

第二，区分胁从犯与紧急避险。

我国刑法第21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并未将受胁迫而为的一切造成损害的行为都认定为胁从犯而以共同犯罪人论处，而是视其社会危害性区别对待的。在行为人受到的胁迫是直接威胁到本人或者他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安全，或者公共利益安全的危险时，如果行为人造成的实际损害小于他所保护的利益，则行为人的行为应认定为紧急避险，而不应作为胁从犯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胁从犯与紧急避险的界限就在于行为人损害的利益是否小于他所保护的利益.如果是因为受人胁迫，为了保护自己的某种利益，而对第三者的利益造成损害，且这种损害大于其所欲保护的利益时，则属于胁从犯。例如，某甲为了使白己免遭某乙的伤害，在某乙的胁迫下，将某丙开枪打死，则显然超出了紧急避险的范畴，而构成胁从犯，因为一般而言，生命权是大于健康权的。然而，如果某乙威胁某甲如不开枪将某丙打死，则将某甲打死，某甲在这种情况下开枪将某丙打死，是否构成胁从犯呢？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某甲同样应当构成胁从犯。因为紧急避险与避险过当的界限就在于紧急避险所造成的损害必须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即为了保护一个合法利益而损害的另一合法利益，既不能大于，也不能等于所保护的利益，否则就构成避险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如果避险过当是因受人胁迫导致的，则行为人构成胁从犯。由于生命权的价值在刑法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如果某甲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损害某丙的生命，则当然构成胁从犯，但是可以考虑其受胁迫程度较大而对其免除处罚。

第三，在共同犯罪中，胁从犯的作用可能发生转化。

有些犯罪人参加共同犯罪虽然是被胁迫的，但一旦参加犯罪后，可能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也可能尝到了犯罪的甜头，而在以后的共同犯罪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取代了原先的主犯甚至首要分子。对于这种犯罪分一子，不能因为其第一次犯罪是被胁迫而实施的，就认定其为胁从犯，将其按胁从犯处理。而应当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实际的作用，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否则无疑将宽纵了这类犯罪分子。

对于胁从犯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8条明确规定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典之所以规定对胁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是因为胁从犯是被胁迫而参加犯罪的，主观上并不愿意实施犯罪，这表明胁从犯的人身危险性较小；又由于胁从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通常较小，其社会危害性也较小，因此，对胁从犯的处罚宽于对从犯的处罚。至于对具体案件中的胁从犯是适用减轻处罚还是适用免除处罚，应根据犯罪人受胁迫的程度、被胁迫所实施的犯罪的性质以及其行为对危害结果所起的作用的大小等情况决定。一般而言，胁从犯在受到损害生命权的威胁之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可以免除其刑事责任，因为生命权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之外最为重要的权利，这里的生命权包括胁从犯本人及其他人的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