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刑法的谦抑性必然要求刑罚节俭，即应当尽量使刑罚节俭，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支出，最大限度地遏制犯罪，尤其是防止刑罚过剩与过度。(20)刑罚的进化历史就是刑罚逐渐谦抑的过程，由对共犯不分主犯与从犯同样对待，到主从犯区别对待的过程也是刑罚谦抑性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现。

从我国刑法史上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共犯人进行分类和区别对待主犯与从犯，是刑罚谦抑、人道和文明发展的结果。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实行罪刑擅断主义，对共犯处以同等惩罚，甚至实行族诛和株连，追究共犯以外的人，刑罚往往被滥用。直到汉代，我国才开始在某些具体犯罪中注重追究首恶和造意犯的刑事责任，开始萌发区别对待的思想。到唐代《唐律》中最早详细规定了共犯分为首犯和从犯，对从犯减一等处罚，并为其后的宋、明、清朝沿用。但是《唐律》中仍然有某些犯罪不分首从的规定，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即强盗及奸，略人为奴婢，犯阑入;若逃亡及私度、越度关栈垣篱者，亦无首从。明律、清律都有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不分首从和株连灭族的规定，并都处以重刑。这说明我国封建刑法对严重危害其统治利益的犯罪，一律严厉惩罚，刑罚的谦抑性仅仅体现在一般共同犯罪上区分首从。建国前后，我们党依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一些单行法规，在共同犯罪中注意区分主犯与从犯，对从犯、胁从犯予以从宽处罚，缩减了对共犯人的处罚。1979年刑法典在借鉴以往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明确规定了主犯与从犯及其不同的处罚原则，即对于主犯应当从重处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胁从犯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尽管1997年刑法典取消主犯从重处罚明确规定，但是在主犯与从犯区别对待、予以不同处罚的精神上是一致的。对全部共犯区分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罚，打击锋芒指向主犯尤其是首要分子，而对从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罚总量上即进一步缩减了。可见，我国刑法按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区分主犯与从犯，是刑罚谦抑性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必然延伸和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