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应当事人的请求中止诉讼程序后，是否有权命令当事人将争议交付仲裁，或者强制执行仲裁协议，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纽约公约》中的相关规定是命当事人提交仲裁(referthepartiestoarbitration)。但对于该项规定究竟是否含有法院命令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意思，各国在立法和实践中并未形成一致的理解。

实践中，一些国家的法院一般不作出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命令。它们认为，《纽约公约》中的规定仅有要求法院命令中止诉讼程序的意思，而没有关于法院可以命令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意思，并将这一理解纳入其仲裁立法中。例如，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58条就没有采用《纽约公约》中的措词，而是只明确规定中止诉讼程序，法院应宣布无权受理。1998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32条第1款亦仅规定了法院应以不可受理为由驳回起诉，即法院仅可决定中止诉讼程序，而不能命令强制执行仲裁协议。

相比之下，美国的立法和实践则有所不同。《美国联邦仲裁法》第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了书面的仲裁协议，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拖延或者拒绝仲裁而受侵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请求有管辖权的美国法院，命令依照仲裁协议的规定进行仲裁。该法第2章作为实施《纽约公约》的专章内容，其第206条亦规定：依本章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可以命令在仲裁协议所规定的任何地点，不管该地点是否位于美国境内，依该协议进行仲裁。依据该两项条款，美国法院显然有权命令强制执行仲裁协议。

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也经常作出强制执行仲裁协议的命令。例如，在BahiniaCorp.v.ChinaNationalMachinaryEqipmentImportExportCorp.(CMEC)案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和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先后判定在美国强行仲裁。在该案中，CMEC和Bahinia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签订了铁钉买卖合同，约定由CMEC向Bahinia出售铁钉，后因中国政府的禁令，CMEC无法履约。Bahinia遂在美国法院起诉CMEC，CMEC则援引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请求法院命令在北京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hinaConcilforthePromotionofInternationalTrade,缩写为CCPIT)仲裁。双方订立的第一份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另外两份合同中订有如下条款：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需在北京仲裁争议，应提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按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暂行程序规则》仲裁。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如果仲裁在进行，每一方当事人应各自指定一名仲裁员，被指定的仲裁员应指定第三名仲裁员担任首席仲裁员，(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被双方当事人接受为终局的。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应由中国人或者担任。1985年11月18日，一审法院命令强制仲裁，法院判决，双方当事人应将争议交由美国仲裁协会(AmericanArbitrationAssociation,缩写为AAA)按照AAA的规则仲裁。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要求仲裁，只不过仲裁地点不明，根据在国际合同中支持仲裁的联邦政策，应当命令当事人去仲裁;考虑到Bahinia的AbbiesTsang回中国打仲裁可能会有人身危险，CCPIT可能没有快捷、彻底、灵活而中立的裁决作出程序，双方当事人应到AAA仲裁。CMEC对去AAA而不是CCPIT仲裁不服，遂上诉至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强制仲裁并无不当。至于仲裁地点，二审法院指出，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明确仲裁地点，在诉讼过程中，法院要求双方就此协商解决，但双方又未能达成一致;在这种条件下，根据美国《联邦仲裁法案》的有关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地点有约定的，则不问该地点是否在美国境内，法院都可以命令在该地点强制仲裁;假如当事人对此未有协议，法院则只能在其管辖的区域内命令强制仲裁，因此，在本案中，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命令由AAA在美国仲裁是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其新颁布的仲裁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根据仲裁协议对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后，法院除中止诉讼程序外，还应强制命令当事人将有关争议提请仲裁。这种立法方式的采用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例如，1993年《俄罗斯联邦国际商事仲裁法》第8条第1款规定，法院除停止诉讼程序外，还应让当事人付诸仲裁。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10条第1款亦规定：如果在诉讼中给予了互诉救济，而且申请人就其间的争议事项存在仲裁协议，则给予救济的法院可以指令该争议根据仲裁协议解决，除非一方申请人就有关事项提起的诉讼不应中止。印度1996年《仲裁和调解法》也改变了1961年《外国裁决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