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订立的合同在当事人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除依当事人协议或法律规定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之外，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守合同义务;即使在一方违约时，如未造成另一方订立合同的主要目的难以实现的后果，另一方也不得轻易解除合同。合同信守原则是社会经济对民法典基本要求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要求。依现代经济分析法学的观点，民法典的经济意义突出体现在，它能有效地减少或制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的诱导下，资源容易流向经济活动完成时间短的领域，从而影响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注：张*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5页。)

如履行期较长的合同或持续性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履行期届满前，市场环境的变化极易诱发当事人轻易毁弃合同，这必然会导致原有交易关系的中途流产，引起社会资源的再配置，造成当事人交易成本的增加，于社会整体利益无益。同时，合同既然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彼此信守相互许下的诺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允许一方在合同订立的目的仍可以得到实现时，仅仅基于自身利益而擅自解除既存的合同关系，无疑会使合同的约束力以及市场交易的道德环境遭到破坏。基于此，罗马法及法国民法都未全面确立合同解除制度;即使承认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不履行义务时，合同暗含“解除约款”，但也是严格予以限制。在德国，直到潘*克吞法学的后期发展阶段，在潘*克吞法学与要求注重本国法律传统文化的日耳曼法学的论争之下，法典制定者才从本国商法中吸取了合同解除制度。从法典颁布不久合同解除就暴露出的诸多问题看，至少在法典制定之前，执着于“法律科学”的潘*克吞学者们仍然如罗马法时代的学者们那样把合同应当信守视为当然之事。在英美，合同信守原则表现更为明显，如前述，美国法院认为即便一方属重大违约，另一方应当首先给对方一个自行补救的机会，或者在已无补救可能后，才得以解除合同。《公约》中根本违约与解除合同的关系也在于“通过根本违约制度，严格限制一方当事人在对方违约以后，滥用解除合同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