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请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这是公司审判业务中遇到的新问题。依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可以解散公司的条件只有四个：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

（2）股东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然而，在审判实践中，许多股东常常以超出上述情形之外的理由要求法院判决解散公司，这些请求往往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被法院驳回。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公司法所规定的解散的条件是否完整？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利益的保护是否充分？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性与股东面临的困境

是否应赋予股东更大的解散公司请求权必须结合公司的特性进行考察。与股份有限公司相同，有限责任公司在决策和经营管理上是实行资本多数表决和公司董事集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存在的多数股东滥用表决权现象和公司董事以公司之名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自利行为在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存在。但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又缺乏股份有限公司所具备的救济途径，这使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面临股份公司股东未有的困境。

首先，公司封闭，股东的出资被长期“锁定”。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转让，一旦少数股东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即可抛售股份，“用脚投票”。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要转让出资必须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维持公司的封闭性，许多公司甚至以合同的形式禁止向外部人员转让出资。即使没有法定或约定的限制，由于没有公开交易的市场，价格不易确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也难有与股份一样的流动性。这样，股东的出资就被长期锁定。少数股东即使深受多数股东的压制、剥削也无退出的途径。

其次，股东表决权和董事人数对等化，使公司容易陷入僵局。为保证公司的所有成员均可参加公司事务的管理，加强对其他成员的驾控，防止公司落入其中某一方之手，公司股东往往通过各种手段使公司的表决权对等化或保留少数股东对表决的否决权，并保证双方担任董事的人数相等。这样，当公司股东之间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公司即陷入僵局。僵局既可能出现在股东层面，也可产生在董事层面。如果股东陷入僵局，公司还可以继续运作，因为此时董事会将无限期地任职。而董事会层面出现的僵局就可能阻止公司继续正常运营。

第三，公司所有与经营一致，股东派生诉讼失去效用。股东派生诉讼是股份公司股东非常重要的一项救济措施。但我国的公司法并未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确立该制度。即便有限责任公司确立了该制度，其效用也要大打折扣。由于在派生诉讼中，股东系代公司提起诉讼，因此胜诉判决的利益应归属于公司，提诉股东只是与其他股东一起间接从公司受益。而在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与经营往往是一致的，公司的董事即是公司的控制股东，董事既控制着公司的经营，也控制着公司的决策。这样，即使董事在股东代表诉讼中败诉，须承担对公司的损害赔偿责任，那也只不过是将损害赔偿从自己的左手交到右手，少数股东能否从挽回的公司利益里间接受益很值得怀疑。

第四，公司注重人合因素，普通救济难以奏效。有限责任公司比股份有限公司更强调人合性。公司的存续以股东间的良好信用和合作关系为纽带。因此一旦股东间的关系破裂，不可修补，那么股东的共同经营、共同发展即失去了存续的基础。这时，仅仅要求损害赔偿或撤销滥权行为已不足以解决股东间的争议。

由上可见，在有限责任公司，赋予股东更大的公司解散请求权是公司特性和股东权利保护的必然要求。

二、建立我国股东请求解散之诉的具体构想

（一）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的当事人

1.原告：请求判决解散公司案件的原告应为股东。但是否任何一个股东均可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则值得探讨。大陆法系各国一般规定，持有相当于资本的十分之一以上出资股份的股东才可提起公司解散之诉，换言之，股东解散请求权系少数股东权，而非单独股东权。之所以作此规定，因为一方面要防止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下的多数派股东的专横，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单独股东权情形下个别股东滥用股东权。公司解散不仅关系到少数股东的权益，更危及其他广大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因此为防止股东滥用股东权，我国的公司解散请求权应限定为持股10％以上的股东的权利。

2.被告：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还是欺压其他股东的股东？实践中，股东提起解散之诉多以后者为被告，因为，其认为是该股东侵犯其利益。虽然股东是直接与其他股东发生冲突，但其他股东的压制行为多是以公司名义作出，且如果提诉股东胜诉，要直接承担法律后果的是公司，因此，笔者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大陆法系各国亦采此立法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第二款规定，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

3.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其他股东应为该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为案件的判决结果与他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是若其他股东亦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则其与原提诉股东应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原告，法院对他们的起诉必须合一确定其权利义务，并统一决定其胜诉或败诉，以防止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

（二）股东解散请求权的法定事由

目前对股东解散请求权的法定事由的规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一般概括式，如美国和日本。二是限定列举式，如英国和德国。一般概括式虽有助于弥补限定列举式的不足，但因其含义较为抽象，尚需解释，不易操作，且易滋生滥用危险。限定列举式虽条文明确、具体，便于理解和把握，但难以穷尽，欠缺应急性和灵活性。因此，笔者认为，综合一般概括式和限定列举式的优点，在具体列举的基础上，以“其他事由”作为“兜底条款”，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具体地说，容许股东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理由主要应包括：公司事务陷入僵局，股东会或董事会长期无法召开或虽召开但无法形成决议；股东或董事滥用权利，严重剥夺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财产的管理或处分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在；公司的目的发生重大变更，股东合作基础丧失。

（三）公司解散与其他救济措施的关系

强制解散公司虽可使受害股东摆脱出资长期被锁定的困境，但它将损害公司的营运价值。公司一旦被解散，就要进行清算，在清算过程中，公司之资财可能以破产财产的价值予以出售而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到公司的商誉和公司专有技术的价值。因此，只有在其他救济方式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方可允许解散公司。可以替代公司解散的救济方式包括命令变更公司章程，判令公司决议无效，允许股东享有某种权利等等，其中最有效的方式是要求公司或其他股东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购买原告的股权，或者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公司其他股东，向原告出售股份。收买股份不仅使受害股东取得公平合理的价值退出公司，而且不影响公司的继续存续，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救济措施，因此受到各国的青睐。现在美国有一半的州法律规定或法院采取了强制收买股份这一救济措施。德国则通过法院以判例法的形式创立了两种与此相类似的替代救济方式：退出权和除名权。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相关立法或司法中，确立股份收买这一替代救济方式实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