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婚诉讼中，当法官与对方当事人发生关系时，可以申请规避。第四十四条审判员有以下情况之一，应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口头或书面申请回避。（一）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可能影响案件正式审查。取保候审人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如果审判人有定金规定的行为，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前三项规定适用于书记、翻译、鉴定人、调查人。

西方法官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悖论

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指导当代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现代司法理念，基本上是西方法治国家司法经验的结晶，这不免使人产生疑问：这一套现成的西方司法理念是否能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司法体制所面临的转型问题

美国法学家坎贝莱特（MCappelletti）指出：任何活生生的原则、制度或价值都不能脱离历史和社会中变幻着的具体情形。不言而喻，中西方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基本上仍是伦理社会，西方社会已进入法理社会，具体可归纳为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追求实体公正、个案公正与追求程序公正、制度公正，信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与基督教超验信仰等三方面差异。将西方的司法经验和法官制度移植到中国这个发展不平衡、处于法治初级阶段的转型社会中，必然会遭遇文化上的冲突。

首先，法官职业化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大众的法律需求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我国的文化背景是追求个案公正的实现，这是社会的民众心理，民众要求在个案上得到终极的公正。而职业化法官只对法律负责，他追求的是程序公正，其判决不受舆论的影响并要求绝对的权威，因此可能难以取得社会的认同，导致民众对司法制度甚至法治产生误解和抵制。

其次，法官职业化与基层法院法官的处境有矛盾。基层法院案件相对简单，多集中在婚姻、侵权、债务案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事实认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可以说大部分案件并不需要所谓职业化法官来进行审理，提供给专业型、复合型、精英型法官施展才能的空间并不大，而且在基层也难以保障法官的优厚待遇、职业尊荣和独立的司法环境。（B11）

再次，中国社会中支撑法官职业化制度的某些基本条件还很不充分。在司法公正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为了追求个案公正，不得不推行一些过渡性很强的有悖现代司法理念的措施，如再审制、错案追究制、审判委员会制、地方人大常务委员会对法官的个案监督等等。这些过渡性措施构成了法官职业化进程的阻碍。

最后，法官素质难以适应法官职业化的要求。中国现有21万法官，队伍庞大，法官专业素质和知识积累的参差不齐，成为严重阻碍司法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独立制、高薪制、终身任职制等制度几乎无法推行。经济条件较差的边远或基层法院对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加速推行也难以承受，如国家司法考试的实施，抬高了法院门槛，即使对某些西部地区法官任职资格进行放宽照顾，恐怕仍无法避免这些地区法律人才匮乏的矛盾加剧，出现法官断层现象。（B12）

《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本案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审判人员接受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请客送礼，或者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当事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审判人员有前款规定的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