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广州法院对一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了集中宣判。宣判的21起案件中，除去冼村7件案件因被告人身份系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一件行贿案因法定刑幅度原因而在五年以下量刑外，几乎所有案件都处于五年以上的重刑，还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即使在区法院宣判的数额较小、情况较轻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也有多人被判处五年甚至十年以上徒刑，而缓刑的适用率大大降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严格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在这一要求下，司法机关坚持对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做到当严必严，决不手软，同时严格把握量刑幅度，加大财产刑适用力度，严格控制缓刑适用。2011年，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因严重职务犯罪被执行死刑。此后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及这两起案件时指出，法院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严重职务犯罪，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对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尽管从少杀、慎杀逐步过渡到不杀，堪称世界潮流，但对于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恐怕只是一些人一厢情愿的幻觉。

量刑不平衡一直是制约我国司法公正的瓶颈，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量刑和数额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对于个别相似的案情和涉案金额，各省在量刑结果上存在着较大差距。职务犯罪的审理，在宽严相济的同时更要在严上下功夫。这里所说的严，倒不是一味的严打，最高法表态坚决判处死刑，绝不手软的同时，仍然强调依法二字，这意味着哪怕打击贪腐也不能丢掉程序正义。严主要是严把法律关，严把量刑关，严把责任关，不能也不应在处理职务犯罪上失之于宽，因为宽容意味着放任，宽容意味着不负责任，也不利于警示后来者。

10日宣判的21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司法机关厘清量刑幅度标准的努力，同时，集中宣判会给社会带来必要的震慑力。曾有贪腐官员在狱中提出建议：如果可能的话，让领导干部都到监狱呆上一段时间，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腐败现象可能就会少多了。建议未必可行，但不失为警示教育一个直观生动的表达。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职务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一些公职人员在思想上出现了变异，也就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自身本质未变，把持得住，内因不起变化，那么，任凭外因作用影响如何巨大，想必也不至于成为致命之举。在惩治贪腐的过程中司法所应起到的作用就是统一量刑，什么样的罪犯适用什么样的刑罚应有清晰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