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破产法诞生之后，对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建设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现行破产法存在立法思想陈旧、体系杂乱、适用范围过窄、重要制度缺失、政府不正当行政干预过重、缺乏可操作性、立法技术错误等问题，不能适应当前对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影响破产制度的正确实施。所以，重新制定统一的新破产法，早已列入我国的立法规划之中。在新的破产立法中，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

一

我国的破产法兼具有民商法和经济法双重性质。在当前公、私法日益交融的情况下，法律部门的划分已呈现一定程度的相对性。同一部法律中可以同时存在具有不同法律部门属性的法律规范，可以有所交叉。如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既具有经济法的属性，也具有民商法的属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注：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第137、138页。）破产法也是如此。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公司法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为此必须引入经济法的理念，需要国家的适当介入，从社会本位角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才能完成现代破产法的历史使命。

从各国破产立法的情况看，体现国家介入因素的制度主要有：对重整制度的设置，尤其是允许法院在部分利害关系人反对的情况下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当事人达成的债权公司、银行、作为公共承运人的铁路公司等不适用破产法；对破产人公法、私法上的资格、权利的限制；对债务人破产后的剩余债务强制予以豁免等。

此外，有些原在传统破产法中已有规定的制度，在现代立法观念影响下也出现新的变化。如为破产的自然人保留其（包括其家庭）生活和工作所必需财产的自由财产制度虽早已产生，但是对其设立目的的认识却经历了不同阶段。其最初只是为债务人提供最低基本生活条件的保障，而在现代社会中，它已经被视为是要保障宪法要求的健康而富有文化性的最低生活，必须使破产人作为健全的市民有可能重新起步，并要求破产法院、债务人在考虑自由财产的范围时，应牢记该目的。（注：李永军：《重申破产法的私法精神》，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第29页。）这种对自由财产制度设置目的认识的转化，就体现出经济法理念的影响。

破产是一种司法程序，国家的介入体现为通过立法借助法院对相关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国家权力的介入，本身就是对当事人利益的一种强制调整，而在这种调整中必然会对不同当事人的利益有所增损。如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是在重整计划不能为各组关系人会议一致通过的情况下进行的，必然会对反对重整计划当事人的利益产生其自认为不利的影响。只要是承认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必要性，只要是在重整程序中允许法院依职权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就必然会存在上述可能。尽管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是统一的，但两者也会出现不能完全兼得的情况，必须作出取舍。在那些需要法律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场合，依据经济法的理念，就应当采纳有助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相关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