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赔偿制度变迁

将涉及死亡赔偿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予以列表，以便明确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法律规定的变化。

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简称《法发〔1993〕15号司法解释》，下同)第一次使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保护对象是名誉权。而之前《民法典》中缺乏可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明文规定，赔偿范围限定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而不包括生命健康权。实践中也仅限于交通事故领域赔偿带有精神抚慰性质的死亡赔偿金。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乃至1997年修订《刑法》时，在民法框架内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在刑事审判领域率先取得突破。时代背景决定了《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但此后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却不绝于耳，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到印证。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实践困境及其突破

《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扩大到生命权，但附带民事诉讼中仍然严格遵守《法释〔2000〕47号》司法解释，没有引人精神损害赔偿。在有其他赔偿主体的情况下，就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法律冲突。

承保肇事车辆交强险的保险公司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死亡赔偿限额包含有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属于强制保险理赔范围。对于一般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可能在死亡赔偿限额内向被害人赔付精神抚慰金。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就只能用于赔偿除精神抚慰金以外的经济损失。

在雇佣关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共同侵权等案件中，除刑事被告人以外的主体是附带民事诉讼当然的被告。以雇佣关系为例，雇员(刑事被告人)致第三人侵害时，被害人(即前述第三人)可以要求雇主赔偿精神损失。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刑事被告人是终局责任人，但依据《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却不赔偿精神损失。导致雇主在向被害人实际承担赔偿责任后，无法向刑事被告人追偿精神损失，终局责任人实际上没有承担全部的债务，部分责任转移由雇主承担。

“公交售票员掐死少女”案是在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于刑事被告人与单位共同侵权，法院不仅受理而且判决支持了精神损害赔偿。这是犯罪行为导致精神损害赔偿法律适用上的一个突破，引来学者和舆论界一片叫好。但是，这种判决实属凤毛麟角，并且刑事被告人在另行民事诉讼中赔偿精神损失，不可避免地违反了《法释〔2002〕17号》司法解释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