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诉人出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庭审，不仅有利于保障实体公正，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法》的一大特点：改变了我国刑事诉讼超职权主义的模式，设置了控、辩、审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无疑，这一模式符合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方向，司法实践中也十分有利于保障被告人权利。但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公诉人可以不出席法庭，审判员在司法实践实际操作中，不仅承担了宣读起诉书和出示证据的职责，而且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的任务，容易导致法官产生为起诉书和证据辩护的心态，不能完全居中裁判。同时，庭审法官集控、审两项职能于一身，容易导致法官身份错位，严重侵犯被告人的权利。例如当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无异议，却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解时，法官的身份就十分尴尬，或者由于辩护意见没有得到公诉人的反驳，法官本身又不能超越职权进行辩驳，只能采纳辩护意见；或者因为公诉人没有出庭，根据卷宗无法了解被告人具体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为了最大可能的避免错误裁判，会要求被告人、辩护人举证证明，无形中将原本应当由公诉人承担的证明责任交给了被告人，增加了被告人的辩护难度。

另外：法官身份错位本身就是对程序公正的极大伤害。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基本上只要开庭审理，检察官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出庭指控。如英国的简易程序体系，一种是根据书面诉状直接裁判，一种是治安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判，主要特点只是没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美国的辩诉交易体系，不再经过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体系，法官可以直接根据侦查案卷、辩诉协议、处罚令直接判决，或者必须快速审理；日本的简易程序体系，明确要求必须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虽然进行了诸多简化，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都建立在对控、辩、审充分分离的基础上，被告人的自主权、异议权、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按照公正与效率的理论，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提高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不管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应当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实现，而公诉人出席法庭，无疑就是对公正的最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