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一方面要走出历史上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另一方面，亚太市场率先实现的经济复苏从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贸易保护、汇率改革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再次蜂拥而至。

在这种不确定的经济背景下，一向被视为21世纪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知识产权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所扮演的角色及在世界各个市场上的主要发展趋势似乎都在发生改变，企业到底该如何识别这些趋势与问题，以便在创新思维的环境中利用各类商机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全球知识产权论坛主席大卫·卢埃林，探讨企业在当前经济背景下的致胜战略，以及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提升知识产权资产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价值。

要学会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来出牌

《中国经营报》：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中国企业正在重新审视与思考知识产权的作用，比如在中国被视为最具创新性企业的华为、中兴等。但是，在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知识产权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被频繁使用，致使这类型企业也开始遭受打击，比如美国的337案，欧盟的无线数据卡三反案。你怎么看待在这一国际大环境下，企业对知识产权战略的把握?

大卫·卢埃林：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支持本国的企业的，美国是，欧洲、中国都是，这无可厚非。但是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美国或欧洲采取的行动，都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中国要学会打世贸组织的官司，学会走这样的程序，尽管这样的程序是一个漫长、困难甚至是不公平的过程，但进入世贸组织，就要按照它的规则来出牌。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完全被动。如果你觉得规则不公的话，同样可以来想办法改变这些规则，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坦率来说，世贸组织开始的规则肯定是更加倾向于发达国家，但在今天，像中国、印度、印尼这些国家，发展非常迅速。而经济发展越快，贸易规则对他们的不利也就越明显，所以就需要寻找途径和方式来改变这些规则。在这方面，世贸组织有相关改变规则的程序。

很多国际会议在不断的商讨和讨价还价中可以改变世贸组织的规则。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国际会议来给发达国家更多的压力，来改变游戏规则。

对许多企业而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在知识产权的国际竞争上是处于劣势的，但要把劣势变成优势，就是建立自己的专利，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知识产权。

企业要把知识产权作为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经营报》：区别于其他法律，知识产权总是跟企业的商业竞争、商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企业如果纯粹按照规则走时间程序的话，你可能在法律上胜利了，成功了，但是你的商机却丢掉了。企业决策该如何平衡?是否存在比较先进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大卫·卢埃林：的确存在这样的情况，企业打完官司，什么都来不及了。对于企业来说，也要将知识产权作为它战略的一部分，一旦企业遭遇知识产权侵害，提起诉讼只是一个选择，只是一小部分。你还可以像很多日本公司那样，总在不断持续地改善，持续地创新，让你的竞争对手总是落后你一步。当然，理解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提供补偿，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慢慢形成的过程。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发展，从法律框架到司法体系的完整建立，更是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谈到补偿数额的问题，人们常常提到中国的现状，企业即使打赢官司，拿到的补偿金额都很低，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就都属于巨额赔偿了。但我要说明的是，硅谷上亿美元的赔偿只有在美国会出现，在美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而且美国也在争论，就是美国对于版权，对于专利赔偿的体系是不是太过于慷慨了，或者说对侵犯版权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人，得到的赔偿是不是太容易了。换句话说，是不是对于知识产权过分保护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论，即表明并不存在一种完美的体系，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起一种对创新者，对知识产权的创造者，给予合理、公平保护的环境体系，而这种环境体系，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

《中国经营报》：提到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欧盟、韩国、日本，包括中国在内，都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修改，很多专利法、商标法都做了调整。在金融危机过程中，这个调整对于企业的商业实践有没有产生什么作用?未来还会有一个怎样的修改趋势?

大卫·卢埃林：立法对于企业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在日本，是通过立法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通过立法，可能是要减缓过度保护知识产权的现象，欧洲是处在两者之间。这些立法的变化取决于一个国家经济所发展的阶段，取决于这个国家知识产权的环境和知识产权发展的阶段。比如在日本，现在已经建立起东京的知识产权高级法院。

总之，很多国家对于法律修改的趋势也好，特点也好，就是通过知识产权法律的修改，使本国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会更具有竞争力，这是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