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卫过当判断标准是怎样的

（一）防御或反击行为是否具备防卫性质

面对人身权利遭到侵犯的防御或反击行为，只有客观上具备正当防卫的时空条件，主观上具有防卫意识，即“防卫性质”，才能称作防卫行为。防卫行为应具备四个实质要件：一是合法性。二是紧迫性。三是针对性。四是防卫故意。

（二）防卫客体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1、防卫行为必须针对正在进行的暴力犯罪。

2、暴力犯罪行为已经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三）防卫行为是否造成不法侵害人重伤以上后果

防卫行为所造成的“重大损害”，是指防卫人给不法侵害人造成的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达到了“重大”程度。通常认为，“重大损害”以造成重伤以上损伤程度（包括重伤、死亡）作为衡量标准。

（四）防卫手段和强度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二、防卫过当主观上能否存在故意

笔者认为，防卫过当在主观上不可能出于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防卫过当在本质上是正当防卫，是正当防卫的衍生物，行为人的正当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而转化成防卫过当，并不能因此否认其正当性。行为人在主观上当然地排斥重伤、死亡等重大损害后果，如果在防卫中明知造成重大后果而放任甚至希望结果的发生，就失却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转化为故意犯罪。

防卫过当与故意犯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因其矛盾性的存在而不可能同时契合于同一行为中。将防卫过当与故意伤害画等号，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挫伤公民正当防卫的积极性，使公民在防卫过程中如履薄冰，存在较多的顾虑，失去正当防卫的最佳机会，也就失却了防卫人被救助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只要是为制止不法侵害而实行的防卫行为，即使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仍然属于正当防卫，不能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而否定其正当防卫的性质。

三、防卫过当主观罪过的认定释义是什么

（一）对防卫过当的“故意”的理解

刑法上的“故意”与一般意义上的“故意”不同，一般意义上的“故意”是指“有意识地（那样做）”，我们可以说正当防卫都是“故意”的，但正当防卫的“故意”不是刑法上的犯罪故意。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也就是说，“犯罪故意具有两个因素：一是认识因素，包括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认识;二是意志因素，在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情况下，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故意是以行为人危害社会的意识为本质的，因此具有否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的评价。”我们知道，防卫行为是在一定的防卫意识和意志支配下实施的，防卫人的心理状态的确是故意，故意的内容表现为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会给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而希望给其造成损害。显然，防卫人实行防卫的故意，主观上并没有危害社会的意识，并非犯罪的故意。因此，防卫过当的主观罪过不是故意，因为防卫人仅有防卫的故意，而非犯罪的故意。

笔者认为，不能把防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不法侵害人重大损害而希望造成其重大损害，作为防卫过当主观罪过形式的内容，因为，防卫人要想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恐怕就是需要造成不法侵害人伤或者亡的结果，剥夺他的侵犯能力，否则无法制止不法侵害的继续进行。也就是说，造成不法侵害人损害是正当防卫的应有之意，在这种心理状态中，并不包含防卫人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认识，主观上不具有恶性。因此，对防卫过当主观罪过形式的界定不能按照防卫人对防卫结果是出于故意而认定为故意犯罪。司法实践中，在确定罪名的时候，都是根据防卫人对具体损害结果的故意过失来认定，由此大都定为故意犯罪，就是把防卫的心理状态当作了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二）防卫过当罪过形式之我见

从防卫过当的故意来看，本文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能是故意，无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都不可能是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也不可能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只能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首先，在防卫中，防卫人明知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会发生重大损害并希望或放任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但故意不可能是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在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进行正当防卫时，不仅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保护合法权益的行为，而且认识到自己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伤亡等损害，是法律所允许的;既然如此，就难以认定防卫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如果行为人以损害不法侵害者的利益或其他结果作为自己的行为目的，那他的防卫意图就是不正当的”[9].也就是说，在防卫过程中，行为人不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而制止不法侵害，而是为了达到某种加害目的，那么，就不能认为这一行为是具有防卫性质，更谈不上是防卫过当了。也就是说，防卫过当人只能具有为制止不法侵害而损害侵害人利益的故意，而不能借防卫之名，心存犯罪故意，否则他的行为就有悖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立法本意，不是防卫过当，而是故意犯罪。

其次，“在防卫人具有防卫意识的情况下，如果认为防卫过当可以出于故意，就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即对假想防卫过当应如何处理?因为依据通说，假想防卫时，要么仅成立过失犯罪，要么属于意外事件;但假想防卫也存在过当问题，即本来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行为人却误认为存在而实施防卫行为，但即使所误想的侵害是真实的侵害，行为人的防卫也过当了（理论上称为假想防卫过当）;如果说防卫过当可以是故意，则对假想防卫过当难以确定罪过形式”.与假想防卫相比较，我们发现更多的是将防卫过当定为故意犯罪。对于假想防卫，不定故意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已是定论。假想防卫是对方没有不法侵害，假想对方有不法侵害而进行了所谓的防卫行为，并造成了损害结果，这种情况一般被认为是具有过失。而防卫过当则是具备了防卫的条件，不法侵害客观存在，只是防卫结果超过了必要限度，却反而成了犯罪故意。无论是防卫过当的主观恶性还是社会危害性都要小于假想防卫，却被定为故意犯罪，显然不符合情理。

再次，有学者提出“防卫过当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理由是防卫人制止了不法侵害的继续进行之后，出于报复、教训、惩罚不法侵害人的目的，仍然继续加害不法侵害人，这种心理就是直接故意”.如果认为防卫过当可能是由直接故意引起的，那么就否定了防卫过当具有防卫的前提，而且还必须承认其主观上具有犯罪的动机和目的，根本不具有防卫的性质。所以，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对于不法侵害终止以后，继续加害不法侵害人的情形，如：已经将正在行窃的小偷打昏，为了解气，继续击打，直至将其当场打死。这种情况下，就已经不再是防卫，而是事后加害，构成故意犯罪，不属于防卫过当。

“主观上并没有危害社会的意识，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杀了人，行为人认为这就是防卫的需要，没想到后来评价当事人的防卫情形，认为他当时不该开枪，鸣枪将对方镇住就足够了，或者当时击伤对方就可以了，但当时开枪把对方打死了。他当时就认为是需要的，这就排除了他的犯罪故意。”而不能认定为是直接故意的防卫过当，所谓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防卫的目的和动机服务的观点，恰恰也说明了其行为的本质在于防卫。

最后，有学者认为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不可能是直接故意，但有可能是间接故意。“防卫人为了实现一个非犯罪的意图，而对已经认识到的防卫行为会明显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抱着放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