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院曾经审理了一宗非法买卖爆炸物案，被告人陈某一审被判处无斯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因靳某向被告人陈某非法购买了15枚雷管及8根导火索，并用于犯罪，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及财产损失的事实，认定被告人陈某为谋取私利，非法买卖爆炸物，其行为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并因其非法出售的爆炸物数量巨大，且爆炸物被靳某用于实施犯罪，且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判处被告人陈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对被告人陈某非法买卖爆炸物的行为，处罚的依据是我国刑法第125条第一款“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对此判决笔者有两点疑问，即陈某的行为是否应当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他是否应当因靳某的犯罪行为而加重其刑事责任的处罚？

在法学理论上和实践中一般多将刑法第125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理解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数量较多；多次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既制造又贩卖且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出于实施犯罪的目的，而进行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买卖军火；以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为常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杀伤力极大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被他人利用，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本案的量刑也正是采纳了“被他人利用，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意见。但是，笔者认为，对刑法此条文规定的“情节严重”作出这样的理解，对犯本罪的行为人是不公正的，也有悖于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以及各国法的惯例。

一、从外国有关刑法典的规定来看

本院受理本案后，笔者在网上大量查阅了各国在枪支、弹药、爆炸物的管理问题上刑事规定，英美等国规定公民个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弹药以及爆炸物，自然而然其刑法典对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态度就与我国迥异。在一些规定了类似犯罪的国家中，《意大利刑法典》在第678条规定了“擅自制造或买卖爆炸物的违警罪”，处3-18个月拘役和48万里拉的罚款。与我国规定最为类似的是俄罗斯，1997年1月实行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22条规定了“非法获得、移交、销售、保管、运送或携带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和爆破装置”的犯罪，刑罚为有期徒刑以下，并列举了其加重责任的要件是：

1、有预谋的团伙实施犯罪。

2、多次实施犯罪。

3、有组织的集团实施犯罪。从这两个国家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非法买卖爆炸物的犯罪行为，只是根据犯罪行为本身的恶性程度来量刑处罚。

二、从我国刑法所确立的罪刑法定、罪责自负和罪责刑相适应等基本原则来看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也是法律的确定性的体现和要求。行为人可以根据法律的规范，来评价引导自己的行为。但当行为人实施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后，还要期待于他人的行为来作出评价，法律的这种规定就会让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处于一种迷惑状态，从而难以正确估价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规定就是一种不确定性规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据此对行为人进行处罚是不公正的。从本案来看，行为人陈某实施非法买卖爆炸物行为后，要根据爆炸物的买受人靳某是否实施造成后果的犯罪行为而决定加重其刑事责任的处罚，这种期待也就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对陈某而言，依此法条处罚是不公正的。

罪责自负原则则要求，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对于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能对其定罪；刑罚的对象只能是犯罪者本人，对于没有参与其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中，陈某只是在靳某犯罪预备过程中为其提供了爆炸物，对于靳某实施爆炸案的目的和动机并不知晓，对爆炸的后果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靳某的犯罪行为而言，陈某的前犯罪行为，客观上为靳某犯罪行为提供了条件，可以承担导致后犯罪行为的部分责任，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将后犯罪行为作为对前犯罪行为处罚幅度加重的严重情节。

这种理解同时也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该原则要求，犯多大的罪，就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我国刑法第5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对于陈某而言，就爆炸案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对造成这一危害后果可以承担部分的刑事责任，但即使承担也不应造成对其犯罪行为处罚性质上的转变。

三、分析、假设和相关的实践

根据刑法罪责自负的原则要求，一个人只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使行为人对该结果负责任，就必须确定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因果关系有必然和偶然之分，偶然因果关系—般只对量刑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还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如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因医生的过失行为致被害人死亡的，不会因此对肇事者加重处罚。对非法买卖爆炸物的犯罪行为，如买受人利用该爆炸物实施犯罪，非法出售爆炸物的行为与爆炸的后果之间存在的是偶然的因果关系，且出售爆炸物的人对爆炸案发生的态度只能是过失（如是故意则构成共同犯罪）。本案中，陈某的行为与爆炸结果之间存在的是偶然的因果关系，而且其主现上态度为过失。因此，对陈某的量刑只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视为情节严重“加重”处罚。

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本案陈某在靳某实施爆炸行为之前，被公安机关逮捕，这时怎样对陈某定罪量刑呢？依照卖出15根雷管的事实，法院一般会作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判决。进一步假设：如果在法院判决生效后，靳某才实施爆炸行为，是否应对陈某的行为重新作出判决？值得商榷。但是从此假设可以看出，同一个犯罪行为，由于他人的犯罪行为，依据上述对情节严重的解释，在不同的阶段将导致不同的处罚结果。这种解释对犯罪行为人而言，有失公正。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2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151条关于走私武器弹药罪作了具体应用上的解释，其中将与本罪类似的“情节特别严重”解释为，从走私的数量（如走私车用枪支二支或车用子弹一百发以上的）、或走私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使用特种车的情形走私武器弹药的。并没有将“走私的武器、弹药为他人利用，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列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