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换言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无直接上诉权，为了体现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法律规定了被害人方的请求抗诉权，提起请求抗诉权的主体只能是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由于受犯罪侵害而死亡的案件大量存在，对于这些案件，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请求抗诉权的主体就不复存在。此时，被害人的近亲属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其既不能提起上诉，也无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其行使诉讼权利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等待判决生效后，依据法律监督程序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和做法弊端有三:

一是造成了被害人一方诉讼权利的真空。与被告人相一致，被害人一方的诉讼权利应当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然而，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近亲属在法院判决后至生效前这段期间，即使不服判决，也只能处于救济无门的窘境。司法实践中，虽然有些近亲属通过对民事部分提出上诉，引起二审法院对全案进行审查，来维护刑事部分的合法权益，但这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也背离了设立该诉讼程序的初衷，造成了诉讼程序的混乱。从这一点上看，法律应当赋予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参与抗诉的权利。

二是使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不均等。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地位应当是均等的。然而，就上诉权的行使而言，被告人享有完整的上诉权，而被害人一方享有的仅仅是请求抗诉权，二者明显不对等。而对于被害人死亡的案件，近亲属就连请求抗诉权也无法行使，无疑更加深了这一不对等状况。另外，从行使权利的主体上看，除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享有完全上诉权外，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也可以提出上诉。而被害人的近亲属则无请求抗诉权，这也说明二者权利地位的不对等。

三是削弱了被害人对审判权的监督。被害人(包括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是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最深重的人，法院的审判结果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能最直观地感受判决是否公正，进而通过行使请求抗诉权对审判权进行监督。而如果被害人死亡，其近亲属不能行使请求抗诉权，被害人对审判权的监督就大打折扣，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审判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