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立合同是现代社会公民、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进行交易的最主要手段。而合同的有效与无效直接影响着当事人意图通过合同实现的利益能否得到切实实现。然而，合同之有效还是无效则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尤其是民法典对合同效力作出何种制度安排。因而，要对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给出合适的答案，就必须要对本国民法典所创设的合同效力制度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把握。笔者认为，我国合同立法体现了“尽可能使合同趋于有效、充分体现合同主体意思自由”的立法精神和理念。一、合同的经济价值与合同效力状态的关系合同的基本经济价值在于确保双方当事人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签订合同的目的，乃是以合同确定彼此间的利益关系，并通过合同的拘束力促使合同主体履行各自的经济义务，从而实现双方预期利益的最大化。一旦任何一方违反了合同的义务，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而通过矫正将法律关系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合同的利益确定性特征与其可得强制执行的性质，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实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当然，并非当事人间所有的约定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合同所涵涉利益关系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之上，当事人无法借助尚未成立或无效的合同实现自己预期的利益。尽管合同尚未成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依据缔约过失责任得以弥补遭受的损失、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可通过赔偿责任或者返还不当得利等途径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当事人积极追求的合同利益无法得到实现则成为事实。以买卖合同为例，只有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买卖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定和可得强制执行。如果双方依约行事，买方购买某种物品的利益需求和卖方通过卖出货物换取货币的目的就能得到完全实现。而合同无效时，双方的约定对彼此的权利义务无法确定，也自然无强制的效力。一旦发生争议，双方试图通过合同实现的购买某物消费或再交易的目的和买方获取资金购买物品、投资等追求必然随之落空，与买卖双方交易行为有联系的相关利益关系链条势必中断。这无论对于当事人自身，还是对于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都是十分不利的。由是观之，合同的效力状况对当事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有较深刻的影响，进而直接左右着合同基本经济价值的能否实现。二、合同效力状态的认定与合同无效制度之立法基本精神的关联性：兼论两种不同利益的平衡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合同的效力状态相差比较悬殊。而不同的合同无效制度又受制于不同的立法精神。因而，在不同的立法精神的指导下，对同一合同的效力状态往往会作出不同的判断。那么，究竟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立法精神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是大有裨益的。国家之所以确立某一类合同属于无效，主要是出于社会公益和维护基本经济秩序的需要。这是该制度的根本出发点。但是，究竟应将制度的边界画在何处，是立法者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离不开两种不同利益的权衡，即：公共利益与个体自由。就当事人能够从事交易行为的事件而言，我们从经济学理性自利以及自愿即为自利的假设可以推知，自愿性的交易可以获得效益（如契约）。因此，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订立合同的过程应当是充分展现合同双方意思自治的过程。双方当事人意图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并自愿接受合同的约束：一方面，信守承诺，自觉自愿地履行合同所确立的各项义务；另一方面，在因自己的过失造成履行义务的瑕疵时，主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此，通过双方的严格自我约束，便可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自此言之，合同完全属于当事人双方的私事，其效力的有无也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国家强制规定合同的是否无效是对意思自治的妨碍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