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促进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给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民工荒，工资上涨，沿海有一些厂招不满工而面临关门的局面中国社科院前不久发布报告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拐点出现的时间可能就在2009年。

如果劳动力短缺时代真的到来了，那么，中国就处在一个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阶段，劳动力成本将持续提高，经济结构将加速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调整。真是如此吗？先别急着下结论。

短缺前提不具备

我们来看另外一些事实。

首先看一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很多研究都认为，与中国的工业化所处的阶段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偏低的。中国二、三产业的产出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85%，但如果用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城市化水平的度量的话，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才刚刚超过40%，即使把1.5亿进城务工人员算作事实上的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也就只有55%左右。相比之下，菲律宾和墨西哥的城市化水平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分别达到了59%和74%。

再来看收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仍然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仍然高于在农村务农的平均收入，同时，又低于同样在城市工作的城镇职工。基于广东一些企业的数据分析显示，城市内部，城乡不同户籍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还在扩大。这种收入差距是不是教育水平差距导致的？不完全是。有研究发现，不同户籍的劳动力之间不仅收入差距在扩大，他们的教育回报的差距也在扩大！也就是说，给定其他影响因素，同样教育水平的城镇居民和外来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持续扩大。

并不高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不同户籍劳动力的教育回报差距扩大，这是中国的现状。在这种状态下，是不可能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的，短缺的前提条件尚不具备。

短缺是暂时假象

那么，怎么解释民工荒和工资上涨？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由于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农村人口结构有一些低谷，而在2002年-2007年间，作为劳动力流动主力军的20岁-25岁人口恰恰处在人口数量的低谷，这是造成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同时，2004年之后，中央实施的惠农政策也相对降低了进城打工的收益优势，这也是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之一。当然，农村土地长期以来难以流动也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进行长期流动的重要原因。从劳动力需求角度看，中国加入WTO以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增长，这就造成了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供给下降，需求增长，使得劳动力出现了短期内的短缺现象。

但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化，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的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在扩大，而且他们的教育回报差距也在扩大。

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偏向。外来的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市居民待遇相差很大。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户籍并不影响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户籍却意味着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劳动力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也往往在城市有关部门的关注范围之外，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上学常常还需要交纳额外的费用，甚至在学校里也会受到歧视。

由于这些制度上的城乡分隔，使得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短期为主，数据分析显示，大部分外来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在婚后以及有孩子的期间将回到农村。也正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流动成本，大量农村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转变为城镇居民。换句话说，目前的劳动力短缺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在中国农村仍然有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这些劳动力还有必要大规模地转移到现代二、三产业中去，并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打破分割是关键

中国还没有到惊呼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到来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到是因为政策原因，才使中国过早出现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那么，中国未来的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将极有可能走向某种误区。因此，建议把城乡融合的政策作为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进程的基本政策。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充分的条件下，沿海地区过早地出现工资上涨现象，将不得不转向发展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中西部地区又不得不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但从资源最优化配置的角度看，在中西部地区发展低技术含量的工业，还不如将劳动力继续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在政策导向上，如果不及早注意到这一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并加以调整，那么，等到有一天劳动力流动更为自由的时候，沿海地区的产业已经发展到更高的技术等级，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缺了职业培训这一课，会发现面前多了一道鸿沟，大量潜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难以融入现代化的城市经济。

对城市而言，城乡分割的后果也相当不利。长期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隔状态如果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当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时候，传统的城乡分割将被转化为城市内部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二元社会分割。持续的社会分割将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差距，并可能在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居住区的分割，以及低收入人群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区公共品消费较低，并可能由此进一步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而这些问题，将加剧未来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矛盾，并影响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给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带来巨大挑战。

由于存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也将很难发挥集聚效应，东部城市的成长速度将被人为地放缓。事实上，中国城市的规模差距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这表明，中国经济的集聚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现在，中国东部的一些城市担心城市规模过大，但是，从东亚城市发展的经验来看，解决城市规模扩大过程中出现的交通、环境、住房、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恰恰是城市发展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最近十年来，东亚经济复苏非常快，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东亚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机遇，发挥了城市经济集聚的效应。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东京因为保持了便捷的交通、清洁的环境和较低的犯罪率而使其容纳了3500万人口，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并使整个日本的经济发展从中受益。

在今天的中国，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促进劳动力流动，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更重要的是，这有利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合理配置，有利于促进经济集聚，给经济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孟昕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陆铭、陈钊均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