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人长期采用暴力的方法使家庭成员遭受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并对生理和心理构成严重威胁。但家庭暴力是在亲情之间发生的，除了造成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发生，一般情况下，遭受暴力的一方都是忍气吞声不愿诉诸法律。因此，家庭暴力不仅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且法律也因亲情这层关系规定为不告不理。但作为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而发生的刑事案件，在对其处以刑罚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家庭暴力引起犯罪的这一因素，因为法律不单单是为了惩罚犯罪，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弘扬正义。

对犯罪行为人的量刑，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作了专门规定，要求法官在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的程度，依据触犯刑法的相关条款进行量刑。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量刑的总体原则，法官在量刑的时候除了遵循这个总体原则外，还应当根据司法实践考虑其他一些与案件有关的情节，为什么要这样进行考虑，主要是基于被告人在实施犯罪的时候是强者，当被告人在接受国家审判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在国家面前他又成了弱者。因此，法律在设立刑罚的时候就要求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于被告人的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和酌情从轻的因素应当穷尽和充分考虑，并将这些情节在判决书中用明确的文字载明。从提供的案例来看，先是由家庭纠纷而引起的，而家庭纠纷最终又演变成家庭暴力上，而案件中的被告人在家庭暴力中一直处于劣势境地并倍受折磨，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使用了极端方法。法律虽然保护弱者，但同时法律也不允许弱者使用极端的方法来处理生活中发生的暴力，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尽管被告人具有反抗暴力的重要情节，但并不能由此免除其承担刑罚的责任。笔者认为法院不仅注意到了法定的一些情节，而且根据司法实践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还考虑了以下的一些情节：一是被告人的罪前情节。被告人在犯罪前长期受被害人折磨和性虐待，在不幸的婚姻家庭中生活，在充满暴力的环境中度过，过错责任在被害人而不在被告人；二是被告人的罪中情节。被告人与被害人生活期间，长期遭受被害人的暴力，当这种暴力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必然引起质的变化，而这种质的变化是被告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实施的；三是被告人的罪后情节。被告人在实施犯罪后，并没有逃离现场，而是积极报警。归案后能供述基本犯罪事实和情节，尽管在一些细节上有些反复，至少不影响坦白情节的成立。一方面说明被告人主观恶习不深，另一方面也能表明被告人有悔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