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法规对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活动的程序规定过于简单、抽象，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此又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办理的许多减刑、假释案件存在严重的“暗箱操作”现象，弊端十分明显，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审判人员包揽一切，既不能充分发挥执行机关全面、准

确提供罪犯有关表现材料的积极性，亦不能充分发挥执行监督机关即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而审判人员的所有判断均依赖于执行机关的材料，难免人云亦云，起不到应有的审核作用。

2、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基本上是书面审理，审判机关、执行机关、监督机关、罪犯没有见面，整个工作流程缺乏透明度。

3、合议制审理流于形式。减刑、假释案件量多繁杂，按照传统的审理方式，大部分案件都不是由合议庭成员认真审核讨论，而是由承办人审阅材料后作简单汇报了事。

4、不能充分发挥减刑、假释的感召效果。减刑、假释是对改造较好的罪犯的一种肯定，也是对其他罪犯的一种激励。以往的书面审理，裁定书送到罪犯手里，知悉范围窄，达不到“减刑(假释)一个，教育一片”的感召效果。有的罪犯说，现在的减刑、假释都是假的，“有钱钱服刑，无钱人服刑”，没有公正可言。为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案件办理制度，确保减刑、假释活动严格、依法进行，维护司法公正，笔者建议，在“以程序保公正，以形式保公正和以公开保公正”的精神指导下，对办理罪犯审理方式进行一定的改革，核心内容就是变书面审理为开庭听证审理。这作为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一种新模式，是指法院根据执行机关的提请，在执行机关、检察员(担负检察任务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和罪犯的参与下，采取举证、讯问等方式，依法查明罪犯在服刑期间是否具备减刑、假释条件(即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并确定能否对罪犯减刑、假释的一种程序。具体操作规程为：执行机关拟呈报减刑、假释的案件，先经过检察机关驻刑罚执行场所的检察人员审查，无异议后再向法院呈报;对于执行机关呈报的减刑、假释案件，均由法院在罪犯服刑的场所进行开庭听证审理;庭审时执行机关、罪犯均应到庭;检察机关派员对整个庭审活动实行监督。

庭审内容为：

(1)由执行机关宣读提请减刑、假释建议书及原生效判决的主要内容和执行通知书;

(2)由罪犯对服刑中的表现作自我陈述;

(3)执行机关向法庭提交、宣读罪犯悔改表现或立功表现的事实材料和证明材料;

(4)检察员在法庭上就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向罪犯讯问，就有关事实材料和证据材料向执行机关发问，就平时监督中掌握的该罪犯的表现情况发表意见;

(5)法庭若对罪犯的表现情况有异议，可以根据需要通知有关干警，或者通知罪犯的同监室犯人或同队犯人到庭，对罪犯的服刑表现和思想悔改情况作证，或在休庭后调查核实。

上述庭审活动结束后，由罪犯作最后的陈述，表明自己对能否获得减刑、假释的态度和认识，然后休庭和议，并当庭宣告裁定结果，裁定书则在宣告后5日内送达罪犯。对庭审方式进行这样的改革，对保证办理罪犯减刑、假释获得的公正、合法性起到积极的作用，既充分发挥了法院和议庭的审核、把关职能，又充分发挥了执行机关的举证、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也增强了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感召罪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