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两种自首方式，一种是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笔者称其为标准的自首。另一种是第二款规定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笔者称这种自首方式为以自首论。

对于标准的自首，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就构成自首，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罪行是否为司法机关掌握、知悉，在所不问。但是对于以自首论，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非自动投案，故其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也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其他罪行，否则只能视为认罪态度好，而非以自首论。立法机关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侦查机关坦白自己的罪行，从而使侦查机关得以迅速破案，节约司法资源，并打击犯罪，保护受害人。然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犯罪行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如何理解，也即以自首论的前提条件——对于司法机关掌握该犯罪事实的标准是什么，是司法实践中认定以自首论的关键。但是无论法律还是司法解释，对此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为司法实践带来了一些模糊和不便操作之处，笔者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笔者认为对于司法机关是否掌握犯罪事实，必须是司法机关单位掌握该犯罪事实，例如基层派出所、公安机关等，司法机关掌握该犯罪事实，必须是登记或者立案，而不能是某一个工作人员知道或者道听途说。也即司法机关所掌握的罪行，必须体现为司法机关单位的意志，即为司法机关单位所掌握，而非某一个或几个工作人员的知悉。例如，2009年4月14日凌晨，被告人李某伙同线某窜至某市某小区，趁被害人杨某家中无人，两人翻窗入室，从卧室褥子底下盗走现金3000元离开。杨某回家后发觉失窃，即到小区警务室报案，但警务室保安未予理睬。杨某觉得损失财物不多，也没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2009年6月份，李某和线某再次到该市另一小区实施抢夺行为时，现某被群众抓获并扭送至公安派出所。现某被扭送至派出所后，在侦查人员审讯时仅仅供述了被抓时所实施的盗窃踩点行为，对盗窃被害人杨某一案未作供述。两天后公安人员在现某协助下，将在某网吧上网的李某也抓获归案。现某担心李某将盗窃杨某的犯罪事实供述对其不利，遂供述了盗窃杨某3000元的犯罪事实。与此同时，李某也对盗窃杨某3000元的犯罪事实作了供述。对于本案中，现某是否构成自首，公诉人认为被害人杨某在失窃后已经报案，虽然小区保安没有理睬，也没有依法登记上报，但杨某报案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况且现某在侦查人员第一次审讯时并没有如实供述本案，后来是迫于李某先供述对其不利，才做了供述。故现某不构成自首。笔者作为现某的辩护律师，认为公诉人的观点不能成立，现某的行为构成自首。现某是否构成自首的关键，是司法机关是否已经掌握了其参与的盗窃杨某一案的犯罪事实。虽然本案中杨某到小区警务室报案，但是小区警务室的保安并没有依法登记并上报，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他的知悉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的知悉，仅是其个人行为，并不能代表所属公安机关，故不能视为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该犯罪事实。

其次，司法机关不仅应掌握案件的发案事实，而且还应掌握一定的线索、证据证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司法案例中存在大量的悬案，这些案件虽然通过被害人报警，公安机关掌握了发案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任何的破案线索，导致无法查获犯罪嫌疑人。对于此类案件，一般为具有反侦查经验的惯犯、流窜犯所为。这些犯罪嫌疑人往往会在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时被查获、抓捕。如果犯罪嫌疑人不主动供述，往往会成为悬案，为了破案，会浪费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等司法资源。但是这些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了这些犯罪行为，而不能被认定为自首，将严重打击其供述的积极性、主动性。社会上流传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即由此而来。笔者认为这不符合立法本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以自首论中，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实施的其他罪行，应作如下理解：

1、罪行未被司法机关掌握，应为司法机关单位，而非某一工作人员。

2、司法机关即便掌握了发案事实，但是没有掌握一定的证据、线索证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为，也不能认定为司法机关已经掌握该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的，同样构成自首。

河南陕州律师事务所·曹红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