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死刑立法在罪名方面，死罪罪名偏多

1979年刑法虽然开始时只设置了28种死罪，但其后的补充立法又增设了49种死刑罪名，扩大了死刑涉及的社会关系范围，使刑法修订前的死刑罪名已高达77种。虽然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项死刑罪名，但给人感觉却仍是杯水车薪。有学者因此指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在其背后潜伏着一种危机，从而希望摒弃重刑、走出困惑、更新观念、限制死刑。虽然在刑法修订过程中存在着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但是基于不增不减的立法思想，刑法分则体系设置的死刑罪名虽较修订前的刑法有所减少，但与保留死刑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位居榜首。

2在死刑的适用条件方面，刑法总则与分则的设置并未完全对应

有些犯罪性质本身比较温和，难以达到极其严重，如传授犯罪方法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罪种，行为本身不带有暴力性，其犯罪性质使死刑对其而言显然是欠妥当之刑，而是过度之刑，其死刑设置背离了罪刑等价。有些罪种如盗窃罪，行为人采取秘密窃取，并未使用暴力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对行为方式较为轻缓，尚未至极的罪种设置死刑，至少在犯罪的客观层面上难以体现与具有暴力性质的抢劫罪的区别，背离了刑法公正。将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均设置为死刑条件，不利于抑制杀人犯罪，反而可能使行为人进而杀之。正如边沁所言，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假如一个罪犯盗窃10克郎与盗窃20克郎所受刑罚是同样的，那么只有傻瓜才会少拿而不多拿，对不同之罪的相同之刑经常促使人犯重罪。关于情节问题，如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的死刑条件是情节严重，而情节的递进层次由低到高是一般、严重和特别严重，三者之极才是特别严重。情节严重不属于罪之极点，自不应设置极刑。况且，对情节严重适用死刑，对情节特别严重也适用死刑，行为人索性去犯情节特别严重之罪，岂不又徒增了严重犯罪?这种死刑设置既难以预防犯罪，又背离了刑法的公正。

3司法实践中死刑执行人数比较庞大

死刑适用的感性报应、报复甚至威吓色彩极浓，不少案件尤其是雇凶杀人、伤人等暴力案件中被害者仅有1人，却判处数人死刑，死刑超出了报应甚至报复的极限，死刑适用过于感性甚至冲动。此外，死刑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如下一些严重问题：一是一案杀人过多，如某一抢劫案件，起诉到法院的6人中有5人被执行死刑;江西黄涛黑社会性质一案，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就有12人。二是一次性杀人过多，如某一中级法院在元旦前即一次集中执行19人死刑;某一省会城市在某年元旦前后的三日内即执行死刑31人。三是过于强调死刑的威慑力，将死刑执行集中到五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以获得所谓的震慑之效。四是个别司法人员存在着重刑观念甚至死刑优先的思维惯性，如抢劫罪的死刑规定方式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实践中对抢劫罪量刑的时候，只要符合分则规定的八种情形之一，即选择死刑;如果赶上严打期间，死刑立即执行则为优先之选择。五是在执行方法的选择上，重视、多用传统的公开的枪决行刑，漠视、慎用较为人道的相对秘密的注射行刑，甚至在个别地方使行刑方法的选择演绎为一种特权，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局部的司法腐败。六是对死刑犯的人权尊重不够，个别地方个别时候在死刑执行前将被执行者游街示众，甚至非法攫取死刑犯人器官，侵犯了罪犯的人权，伤害了罪犯家属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