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审判长、审判员：

广基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刘丽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刘丽涉嫌职务侵占案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仔细查阅了本案的案件材料，会见被告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中确定的侵占次数和数额有异议。

对于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而言，确定侵占的数额非常关键。本案四位被告自2007年至2009年多次作案，时间跨度长作案次数比较频繁。但是除案发当晚外，被害人大发橡胶公司一直以来并没有发现天然橡胶丢失，侦查机关也没能起获赃物，本案的收脏人至今没有归案。因此，本案侵占数额的确定完全依靠被告的口供。

四名被告归案后，距离他们第一次作案已经经过了一年零六个月。他们在接受询问时已经记不清自己在零七年、零八年到底做过几次案，也无法准确记忆每次作案时侵占的数量，他们对侦查机关的供述是依靠自己的推算得出的结果。也就是说被告的侵占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侵占罪数额巨大基本上都是被告自己推算出来的。四位被告没有记日记，违法所得也没有记账，他们推算的依据就是“大概三四天作案一次”“大概每次偷八到十块”这样模糊的概念。由于本案跨度时间长，被告这样推算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肯定存在差距，而且差距不会太小。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辩护人恳请法庭定罪量刑时，对于犯罪数额的确定一定要谨慎，一定要以切实可查的证据为基础。

二、从被告作案工具看被告不具备作案可能性。

侦查机关已经查明，被告作案的工具为一辆二手两厢的夏利汽车。根据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笔录记载，他们每次要作案都是用这两夏利汽车把赃物从作案地点，运输至销赃处。而他们的作案地点距离销赃处距离30公里，其间有近十公里的土路。如果根据他们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他们每次运输的赃物重量最少也要达到三百公斤，四名被告共同乘坐上述车辆，他们的体重也有贰叁百公斤。也就是说他们驾驶的两厢夏利每次作案要负重五百至六百公斤。而新出厂的两厢夏利的载重也仅有325公斤。被告在作案期间没有其他运输工具，因此仅从被告运输工具来分析就能推断，被告在侦查机关所作口供有误。

三、辩护人对《鉴定结论书》中确定的“被盗天然橡胶价格”有异议，

首先《价格鉴定结论书》第九条规定：价格鉴定的限定条件是委托方所提供资料的客观真实。而委托方所提供鉴定资料的唯一来源就是被告人单方面口供。因为本案时间跨度长，单凭口供肯定与事实存在差异，因此《价格鉴定结论书》的依据就是主观的、片面的。

其次，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颁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各自管辖的刑事案件，对于价格不明或者价格难以确定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需要估价的，应当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估价。也就是说只有对于已经扣押、追缴、没收的物品估价机构才能进行估价，对于无实物的涉案物品，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进行估价鉴定。本案涉及的赃物并没有被公安机关追缴回来，公安机关仅凭被告陈述就委托价格鉴定机构鉴定赃物价值，没法定依据。

四、被告人刘丽具有以下酌情从轻情节

1、被告人刘丽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就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2、和其他被告相比，刘丽参与作案的次数最少，在定罪量刑时应区别对待。

刘丽常年在大发橡胶厂轧胶车间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因此虽然刘丽刚刚三十出头，就已经患上了腰椎劳损等职业病。自2008年起，刘丽就因为病痛原因多次无法参与作案。2009年刘丽病情加重，因此至少有三四次作案他没有参与。224页倒数第四行，（预审第四页）84页倒数第四行王蒙证言，马燕证言193页倒数第四行，077页倒数第八行，104页倒数第八行王家庄。

3、刘丽主观恶性小。

刘丽是初犯，以前并没有违法犯罪纪录。而且刘丽在大发橡胶公司轧胶车间从事重体力劳动，每月工资确只有一千元左右，并不上医疗保险。刘丽犯罪得来的钱也全部用于治病和养家糊口。因此刘丽的主观恶性不大，接受改造的可能性较大。

4、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不大。

如果单单从价格鉴定的数额来看，似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较大，给被害人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但是，本案的实际情况是被告虽然侵占了被害人的财产，但是却并没有影响被害人的生产和产量，更没有影响被害人的利润。被告是在确保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下，将下脚料再利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被害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发现天然橡胶丢失的原因。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丽的行为虽然触犯了《刑法》相关的规定，构成犯罪。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认罪悔罪，而且家中尚有三岁的孩子等待抚养，如果判处刑罚过重不仅不利于其改造，对一个家庭也将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辩护人恳请法庭综合考虑本案案情,本着惩罚教育相结合的方针，给予被告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对被告人刘丽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