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执法心理的转变未能完全适应辩护制度的发展。

在职权主义时代的中国，律师行业是不被重视的行业，律师(讼师)也被贬称为讼棍，由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漠视，律师(讼师)参与诉讼也是很难的。随着职权主义的逐步淡化而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刑事辩护制度而被引进和发展。尽管对于律师地位和作用逐渐被公众所认识，以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为思想基础、以个人本位为价值观念的刑事辩护制度，仍然与淡化个人自主地位和独立价值、以国家本位、义务本位为主导价值观的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诉讼理念，长期不断地较量，相互撞击和磨合，及至法治张扬的今日亦未弥合。传统观念中，和谐稳定是第一位的，尽管一再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应当并重，但是受多年来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影响，执法心理则更加强调追究犯罪和有效控制犯罪，而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人权保障，特别是忽视了诉讼参与人权利的保障，如辩护律师对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

第二，对律师介入的误解是导致会见限制的直接原因。

受检察本位主义观念和执法思想的影响，一些办案人员对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辩护方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参与程度的提高，在保证检察机关有效追究犯罪同时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以增强审查起诉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方面的作用，对辩护律师介入审查起诉有抵触情绪，认为律师进行辩护本身的价值在于取得纯粹的经济利益，他们是危险的对抗力量，属于政法战线上的杂牌军，是与法律作对的人，他们是协助坏人钻法律空子，为坏人开脱，因而不愿意为律师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和进行辩护准备提供方便条件。特别是个别违法违纪案件的出现，使办案人员对于律师的职业操守有所怀疑，担心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从中做手脚，或者在庭审时搞突袭辩护而措手不及，为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工作增加难度，往往找一些事由做挡箭牌，或者用地方土政策为依据拒绝或者变相拒绝安排会见，比如还没有提讯。

第三，口供情结的影响易使会见限制成为必然。

进门三分罪的心理在观念里无法在短期内消除，自供到证的挤牙膏式传统侦查模式仍在实践中普遍运用，对口供的偏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实践中，没有口供而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主审法官在审判时迟迟不敢下判的审慎态度，又促使侦查、检察人员千方百计拿口供。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形下，办案人员的口供情结更为明显，说是不要口供，运用其他间接证据定案，但是实际上又舍不得口供。在间接证据的锁链和排他规则的遵循遇到问题的时候，所想到的也是用口供补强证据缺陷。如果犯罪嫌疑人到庭审时翻供，案件则面临可能判决无罪的危险。因而，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大厦的地基，在此阶段，由于技术上或者侦查手段上的原因，有的案件在证据的收集上存在较大的瑕疵，需要凭籍口供定案，基于举证负担的压力，考虑到有利于公诉，办案人员宁愿违反程序规定予以会见限制，以减少辩护律师知悉具体案件详情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