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属于抢劫罪法定加重构成情节，抢劫地点的特殊性共同决定了二者异于一般抢劫的较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直接导致刑罚配置量的增加。鉴于上述共性特征，大多数与会代表认为，对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理应遵循与“入户抢劫”相同的原则，实践中应当从严把握。

公共交通工具承载的旅客应当具有不特定多数人的特点，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主要是指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在未运营中的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上针对司售、乘务人员抢劫的，或者在小型出租车上抢劫的，不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基于对上述特点的理解，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拦截正在运行的单位班车、郊游的校车进而实施抢劫的，也应视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而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起点站或终点站实施抢劫的，则不宜认定。

另有人认为，对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认定，除了应当具备上述特点以外，还应同时具备公然性特征，即公然藐视众多人的存在，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威胁。

因此，对于在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上采用对人体并无实际危害的轻微麻醉方法，致使被害人一时性地产生意识障碍，陷入难以事实上支配自己财物的状态，乘机取走其少量财物的抢劫行为，尽管地点发生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但其行为不符合公然性特征，社会危害性也不大，不宜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法官在量刑时不必拘泥于法条的字面涵义，可以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刑法的规定适当作出合目的性的限制解释。否则，如果按照情节加重犯处理则会出现明显的罪刑失当现象，偏离司法公正的轨道。对于在飞行中的航空器上使用暴力实施抢劫犯罪，同时危及公共安全的，有人提出，对于这种观念上的竞合现象，最好应该明确“从一重罪处断”的处理原则，以消除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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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为人仅仅通过单纯的冒充军警人员执行查处违法犯罪的公务行为的方式侵占非法财物，未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行为，被害人仅仅基于其冒充的军警人员的身份而交出或自动放弃非法财物，符合本法第279条规定的招摇撞骗罪和本法第372条规定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构成特征的，应以该罪论处，不应定为抢劫罪。

军警人员，是指军人和警察，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官(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警察是指我国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冒充，是指通过着装、出示假证件或者口头宣称的行为。只要行为人抢劫时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表示，无论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骗，都不影响这一情形的认定。这种情形应包括以下情况，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如查处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走私行为等。

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的身份虽然对其侵占非法财物如赌资、违禁品、违法所得等犯罪目的的实现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其获取财物的主要手段是凭借当场实施的暴力或者暴力胁迫，对方交出财物或者任其抢走财物有误认其为军警人员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惧怕其暴力，甚至在已经对行为人的真实身份发生坏疑或看出系冒充时，也不敢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