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进入两会，国策民生大小事宜被热烈讨论。而在纵深的思考中，人大代表制度本身也成了议题。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小丹前日表示，广州今年将把人大如何行使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作为重点领域改革中的一项内容。与此相呼应的是，有广州市人大代表坦言无奈，自己的不少议案建议被政府部门搪塞了事，深感愧对代表职责。还有代表举例说，在广州建BRT试验线过程中，由于社会存在不同意见，自2005年始论证了3年多，并且作为重大事项提交到政协和人大来审议，在程序上是很慎重的，不过有关政府部门人员却极不乐意接受监督，表示修BRT是为了老百姓出行方便，为什么要提这么多意见。若将两种表态结合起来解读，颇见社会政治生态。

人大代表代表民众行使权力，他们以代表议案作为监督和指导，是以人民的名义要求行政机关尽心尽责。然而，这种权力逻辑一旦进入实操即刻面临困扰。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提到：代表对于建议的办理情况表示满意的占56.6%，基本满意的占42.6%，不满意的占0.8%.人大代表对此抱怨，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基本满意，其实只是对办理部门的态度表示满意，他们很辛苦。但那些答复其实不够具体，我们对内容是不甚满意的。广州人大代表所反映的羞愧，实质上来源于行权不得的耻辱。人大代表有充分的理由体验无力感。倘若一以贯之地表现出麻木不仁，那才是最糟糕的后果。

人大代表肯定不是唯一品尝到苦楚的群体。他们在履职过程中所积累的郁闷，同样散见于自己所代表的界别，推而论之，恐怕更是民众最一般的日常经历。公民及其代表竟然在这一问题层面上结为命运的共同体，着实叫人百般尴尬。清醒的人大代表被愧疚缠身，尚可随着届满避走他途。但民众无法逃避，绝无可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抽身而退，况且退无可退，因此必要找到庇护。

作为人大代表安身立命的制度背景，作为民权在宪法规定下的政治象征，人大代表制度当然不可能外在于代表的惭愧。他们休戚与共。代表们的彷徨产生于具体经验，并且不是个别现象和偶然事件，同人普遍遭遇的挫败已动摇到他们的价值观。这是社会舆论认可的深层隐忧，是事实而非危言耸听。制度求解应面对真问题。其实，也只有制度振奋，才能保护人大代表存在的价值。

报道称，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将修订《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进一步明确重大事项的范围，规范重大事项的提出形式、审议程序和审议期限，加强对重大事项决定决议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广州试图从定义重大事项寻找突破口，为人大行权创建程序化的通道，此种努力的方向无疑值得称赞。实际上，我们并不缺制度，也不缺对制度的价值阐释，甚至都不缺相应的制度许诺，我们唯独缺乏结束制度悬置的决心和做法。人大不是看客，亦非听众，如果广州能率先试验，推动行政权与人大督察的制度化对接，将有助于缩短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收获全方位的成果。

人大代表被礼节性地尊重，被一种象征意义上的重视所怠慢，被娴熟的敷衍法隔离在监督门外，这种局面已到了非订正不可的地步。最窘迫的莫过于，当大众同情人大代表时，制度无法为代表解围。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代表们对自身职责的失望情绪不仅会相互传染，更会蔓延到社会。从纭纭众议的理解中，我们不难见到对人大代表及其制度的相近认知，亦即相似的沮丧感。

要改变这种状况，耽于清谈或无所事事是最容易的了。但消极无为只会消磨时机，出路只在于自我奋进，求诸制度自身的优化。如今，坦率的代表说出了内心的厌恶，广州试着捕捉、接触这一徘徊已久的命题。社会及大众也在等待答案。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制度创新的动力蕴藏在制度之中。说到底，谋划它，令其促成行动，只需要一种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