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与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鉴定等都是刑事侦查的重要措施，但是，刑诉法却未将搜查笔录规定为刑事诉讼的证据，使这一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笔录，不能像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那样，在开庭审判、指控犯罪中作为证据使用，这不利于揭露犯罪和打击犯罪。因此，笔者建议，将搜查笔录列为刑事诉讼证据，理由是：

一、搜查笔录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搜查笔录是侦查人员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身体进行强制性搜寻、检查后制作的笔录，其附件包括扣押物品清单。笔录除写明搜查人、见证人等内容外，主要写明搜查的时间、地点、过程，发现的证据的名称、数量、特征、存在状况及其他有关犯罪线索等。从搜查笔录的内容看，所记录的事项有的就是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尤其是非法持有、窝藏类犯罪案件，行为人对毒品、枪支、假币等物品或犯罪分子在其住所、身体等处非法藏匿或故意窝藏的状态，就是构成此类犯罪的客观要件。非法持有、藏匿的行为状态，随着案件的侦破将不复存在。而搜查笔录却是这些客观行为的载体，它真实、全面地记录了行为人当时对毒品、枪支、假币非法持有或对赃物、犯罪分子窝藏的状况。因此，搜查笔录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符合刑事证据的内容要求。

二、搜查笔录的证明作用是其他证据无法涵盖的

搜查笔录证明的是搜查过程中发现的客观事实，包括犯罪人藏匿处所，物证存放的时间、地点等状况。搜查中所取得的物证等证据，如果不与搜查笔录相结合，其本身只能证明其自身的存在及特性，不能证明其与案件的联系等情况。因此，搜查笔录的证明作用是其他证据不能代替的。例如，被告人王某携带装有200张百元面额假币的提包在车站被公安人员发觉，依法对其人身、物品搜查后，将假币查获。在庭审中，王某拒不供认。依照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种类，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只有物证——假币，而假币本身并不能证明其原来被王某非法持有的状态，仅出示此证据，难以使人信服。如果将搜查笔录规定为证据，用搜查笔录证明王某非法持有假币的客观事实，再用搜取的假币予以印证。那么，于理于法，此案就不再只有孤证，认定王某的犯罪行为就有了确实、充分的依据。

三、搜查笔录能证明搜查所得证据的合法性

作为定案使用的证据必须是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并且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庭审中，控辩双方一般都会对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与案件是否有关进行质证。例如，在开庭审判一盗窃案时，公诉人将从被告人住处搜取的被盗彩电向法庭出示后，被告人当庭否认这是其所盗之物。辩护人随即提出质疑，认为此种彩电随处可见，没有证据能证明向法庭出示的彩电就是被告人盗窃的，不能将该彩电作为定案的物证。此时，公诉人最有效的反驳就是宣读搜查笔录，以此证明该彩电是办案人员在被告人的家人及村干部在场见证的情况下依法从被告人住处搜取的，并将笔录所记物品特征与实物相对照，从而说明当庭出示的彩电就是被盗赃物。这样，公诉人就可以有力地驳倒辩方。由此可见，将搜查笔录作为证据使用是很有必要的。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搜查笔录具有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明力，应当用法律将其规定为证据。建议将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六种证据修改为：勘验、检查、搜查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