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一下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1）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2）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3）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具有上述（1）（2）（3）规定情形之一，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应当是依法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一、指定委托辩护人的情形

对于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考虑到为其指定辩护人的几种情况：

（1）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为他指定辩护人。

（2）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

（3）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根据司法实践，以下五种情况，人民法院也考虑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

（1）一案有数个被告人，其中只有一个人或几人委托辩护人，而其他并未委托者，法院可以为本案的其他人指定辩护人。

（2）被告人为外国人或案件具有涉外因素，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3）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4）非少数民族聚居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为少数民族时，被告人不懂普通语又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5）年老体弱又反应迟钝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二、指定辩护的制度缺陷

1、侦察阶段存在的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规定被告人获得指定辩护人帮助的最早时间是开庭前的十日，将指定辩护局限在了审判阶段。后虽然在《法律援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11条“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的规定将律师提供援助提前至侦查阶段，但这就解决我国指定辩护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首先，立法上并未将刑事法律援助定性为“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并为被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受托律师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的涉嫌罪名，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并没有被赋予”辩护”的使命，所具有的职能只是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一般的法律行为，不带有辩护的性质。

其次，《条例》第11条的规定含糊，操作性不强。“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固然将申请法律援助的主体扩大为所有因经济贫困的公民，体现了刑事法律援助的“公平”的精神；然而，公民仅仅是被赋予了申请刑事法律援助的权利，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办法、程序以及责任条款来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这导致侦控机关出于部门利益并不移交需要援助的案件到法援中心，大大影响了法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

2、审判阶段存在的问题

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援助的重要前提是，辩护律师必须对案件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尽早的接触被告人了解案情。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指定辩护律师最早也要在开庭前10天才可介入诉讼，因受时间的限制，他们根本无法进行充分有效的准备，很难真正完成其辩护任务，辩护的质量更是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