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表解决了什么是程序以及如何规定程序的问题。就程序本身而言，它是首要和基本的。程序形式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理解和实践程序的意义不必重复。然而，程序形式所解决的问题毕竟是正式和初步的，而不是程序的全部内容。可以说，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对程序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往往不能仅仅从程序的形式上取得好的效果。最明显的例子是：为什么意大利简易程序的应用会导致量刑刑罚减少三分之一？为什么被告申请不仅是为了快速审判和减轻诉讼负担，而且是为了获得不适合犯罪和刑罚的减刑？为什么美国大法官在审理轻罪时强调被告无罪认罪、认罪或不认罪之间的区别？为什么美国和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也应当事人的请求设立辩诉交易程序和刑事程序？等待仅仅通过对程序形式的比较和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握我国整个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程序原则和制度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国，刑事简易程序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命题是以程序正义为基础的，这是程序法学界的一贯观点。然而，我不知道这是诉讼法学界的疏忽还是故意回避。残酷的事实是，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法制发达国家的简易程序理论和实践正沿着与这一观点相反的道路越走越远。当多年实践的程序正义的诉讼价值可能使其司法陷入越来越繁琐的程序、增加诉讼成本、过分强调被告人的权利、降低刑事指控的成功率的泥潭时，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诉讼利益的诉讼价值逐渐被司法所采纳，快速审判原则以及由此衍生的简易程序应运而生。因此，这些国家的刑事司法牺牲了作为实体法基石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容原则和确保程序正义实现的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的原则，以及以牺牲程序法为代价的直接审判原则，以换取简化程序、降低诉讼成本、被告人自证其罪、提高犯罪指挥的有效性和快速审判的结果。然而，诉讼利益与程序正义的统一是什么？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不同。程序的形式和本质都坚持程序正义和诉讼效率两种诉讼价值的统一，这是立法者、实务者和理论研究者的共识和信念。我国司法机关深受藐视程序的历史和现实的伤害，坚持程序正义的程序价值，这不仅体现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而且对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接受程度、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等作出了合理而严格的规定，简易程序的审判，以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尤其是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还体现在严格维护实体法的合法性原则和犯罪适应化原则上。在简易程序确立之前，对简易程序的设立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主要考虑简易程序是否能反映程序正义的诉讼价值。然而，我国简易程序在诉讼利益价值上的充分体现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一般来说，程序越完备，越能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程序越简单，越能体现诉讼利益的价值。这两者很可能成为一对矛盾。因此，强调二者的统一，不仅需要我们对简易程序有坚定的理解和信念，而且需要我们对简易程序的理论和司法有适当的把握，使其和谐统一，这在程序形式上是不同的，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在简易程序的司法实践和未来立法的完善中，以及在简易程序的理论探讨中，我们都应该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