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钢

浅析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对逃逸行为的不当界定

广西区公安厅交管局高支一大队李钢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原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责任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该原则规定认定事故责任应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考虑，即客观行为对发生事故所起作用和当事人主观上的过错程度。同时从《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内容可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原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学者主张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即有过错有责任，无过错无责任，仅一方有过错则一方负全责，因两方或两方以上当事人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的客观作用和主观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的主责、同责和次责。笔者认为《程序规定》对逃逸行为在事故认定中的界定过于主观，于法于理都没有依据。

一、对交通事故逃逸行为性质的正确认定。交通事故逃逸行为是当事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出于逃避法律责任、避免受到受害人家属殴打、恐慌等主观心理而驾车或弃车逃离现场，逃逸行为客观上表现为事故发生后驾车或弃车逃离现场，主观上表现为逃避法律追究、避免受到攻击、恐慌等心态，逃逸行为的主客观内容与事故责任认定的主客观内容完全不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行为构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段。总之逃逸是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对法律追究和法定救助义务的逃避，是逃逸行为人对事故处理的态度，而非对事故发生的态度，是一种事后行为。而事故认定原则的主客观要件是针对事故发生时的客观行为作用和对事故发生的主观心态，并未涉及对事故发生后逃逸行为的法律界定。交通事故当事人对事故的发生只能基于过失主观心态和过失行为，而逃逸行为都是事后故意心理支配下的故意行为，以事后行为作为认定行为人在事故发生时的过错程度，显然与法理不符。

二、《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规定属于实质一罪之结果加重犯，即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主体，客体，主观上对重大事故发生之过失，客观上其交通违法行为对发生重大事故起重要作用，应负同等以上责任，逃逸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之一，而仅仅是一种修正的构成要件，即将逃逸行为视为交通肇事行为的一个后续加重情节。《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从法理上印证了逃逸行为的事后行为性质。

三、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后果完全转嫁到逃逸当事人身上，违背了合法、公正的原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事实部分，一个是结论部分，事实部分是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勘验、检查现场，调查询问工作，这些工作是还原交通事故本来面目，是一种客观行为，不具有主观针对性，因而不会对当事人的权益产生实质影响；结论部分是指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调查所得到的交通事故事实作出直接影响当事人权益的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认定结论在证据学上应归属于鉴定结论，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的首先是要式化的结论，但不仅仅是结论，而应该包括作出结论的事实，即事实部分，这主要是从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上考虑，如果作为证据使用的事故认定结论不能从据以作出结论的事实上加以审查，将无法保证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因而事故处理行为的两个部分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具有延续性的关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情况下作出认定逃逸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结论显然是违反民事侵权纠纷证据规则的，无论逃逸人的逃逸行为对现场和证据造成了多大程度的破坏。调查交通事故的事实、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在无法收集足够的证据以履行该职责时将无法履行职责的后果归责于逃逸当事人亦显然是不合法、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