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行政诉讼法》从1990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了，但行政诉讼在中国始终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跌跌撞撞中踯躅不前。

作为原告，往往是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或者聘请律师或者自己向法院起诉，而基本上是输多胜少。输不是输在事实和法律上，而是输在司法和行政的官官相护上。绝大部分行政案件，法官不是公正居中，而是站在强势的被告一方，不顾案件基本事实和法理，拼命想办法为被告解套，鸡蛋里面挑骨头，作出令原告苦涩或者惊讶的裁判。

对于法院，由于司法受制于权力，对行政诉讼非常淡漠，不少法院的行政庭只有一个法官，在碰到行政案件时，临时抽调民事庭人员组成合议庭。行政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低，无法担当起艰巨的行政诉讼任务，与民众的期望差距很大。

法官对行政诉讼往往大倒苦水，人事权和财政权都被当地党委和政府控制，腰杆直不起来，内心很想公正也不敢公正裁判，判当地行政机关输的话，简直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连居中裁判的法官腰杆都直不起来，何况处于相对行政机关(被告)的弱势群体(原告)。

上述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使得人们越来越多地对其感到失望。

在没有随机陪审团的司法体制下，作为行政诉讼的权宜改良，异被告地管辖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所谓的异被告地，就是离开被告所在地法院，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三条有所涉及。但是，仅有的这几条，对原告来讲已是高不可攀。第十八条第二款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第十九条在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取消后行政拘留存在争论的情况下(没有把该条中的“行政强制措施”改为“具体行政行为”，是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的败笔)近乎荒废，第二十三条跟第十八条第二款差不多，还是需要司法权力而非法律本身来决定，脱离法治本意。所以，现行《行政诉讼法》本身涉及的异被告地诉讼实在是寥若晨星。

从行政诉讼不能调解可以说明，其是非问题远比民事诉讼严肃。在民事领域，为了诉讼方便，实行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但在行政诉讼上，由于原、被告地位天然的不平等，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了。行政诉讼首先要尽可能地把原告地位提升，把被告地位下降，在诉讼主体上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转化。从公平公正的法理看，行政诉讼应该实行与民事诉讼相反的被告就原告的诉讼法则。对于原告和被告在同一地的行政案件，应该实行异地法院管辖。实行行政诉讼的异被告地管辖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地方权力保护主义和官场牵制的非法干涉，给法院创造一个良好的裁判平台，让裁判法官的腰杆先直起来，进而让原告的腰杆直起来，从法律上把权力关进笼子。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当下体制，是否实行异被告地管辖决定了行政诉讼改革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