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到中国西部和几十位兰州的律师同行交流，一位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告诉我：他的儿子刚刚几岁，他以自己儿子命名律师事务所。他希望他的律师事务所能够传下去。这使我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律师事业何以传下去，传到我们的儿子，孙子的手里?

律师应当成为所有的社会主体提供法律服务，它服务的范围绝不应当仅仅局限在私法领域。律师应当为政府的依法执政服务，律师应当深知：一个专制的政府不需要律师。律师不仅要那些出得起钱的当事人服务，还要为那些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应该深知：一个动乱的国家不需要律师。

我们现今主要发展的私人律师，要知道，政府律师和公益律师缺失，使律师已经失去了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当事人：社会的组织管理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我们知道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呈现多元状态，大致分为10个社会阶层。第一个阶层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就是那些官员了。第二阶层是国有企业单位的经理人员，主要指那些掌控国有资产的人。第三是私营企业主，也就是资本家。第四是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会计师。第八是产业工人，他们原来是第二位，第九是农民，第十是失业半失业的人。

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在我国古代，曾经一度出现和谐社会，就如汉代、唐代的短期的盛世，国家富足，人民安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现代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像汉唐在专制制度之下建立。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要点是市民社会。我们社会改革和法治建设是政府主导，仅仅依靠政府主导是很难建设一个大国的法治大厦的。

私人是为了保护其利益不被侵犯被迫请律师，政府什么时候才有请律师的需求呢?请律师主动性不会很强，除非人民对它监督。而人民有时候是个空洞的概念，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一个一个的公民如果没有被组织起来维权，人民就是一盘散沙。假如法治社会是一座大厦，市民社会就是大厦的地基，如果没有中间组织联系公民，那些个体的公民其实就像一粒粒的沙子，法治大厦是不可能在沙滩上建立的。

对于中国律师缺乏政府和公益律师的现象，我主张优先发展公益律师。当公益律师发展起来，政府律师就会跟着发展起来。

当前的上访现象，究其根源，正是由于缺乏政府律师，基层政府行为的失范侵犯了公民的权益。而在政府没有像开放私营企业那样开放民间组织，使得公民不能从基层的自治组织，公益组织，行业组织得到组织资源的维权帮助，或者说没有组织资源的救济，使得公民维权成本高昂，不得不运用最传统的手段向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上访。对于政府而言，解决上访的办法，就如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疏。而疏的要点是加强和完善基层自治，发展民间组织(NGO，NPO)，让公益律师在维护公民权益，监督政府依法行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律师协会不仅仅是私人律师(执业律师)的协会，它还应该是政府律师和公益律师的协会，甚至是那些具有司法资格的法官、检察官和议员的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