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刑事辩护面临诸多困难，处境尴尬，空间逼仄。究其根源，不惟在于立法之不完善，更在于司法体制之弊端。一国司法体制之格局，犹如建筑物之框架，决定了各诉讼主体的基本活动空间。刑事辩护所面临之“三难”、“五难”或“七难”，根源均可归结为司法体制不合理，进而导致我国刑事诉讼结构扭曲、变形，至今不合现代法治之要求。在此体制下，即使《律师法》有所突破，或者下一步《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但纸上法之进步，却始终缺乏司法体制的支撑和保障，往往变成毫无意义的宣言与口号。

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几条：党委领导，政法一体，审前程序行政化，控辩失衡，侦羁不分。这几点，对于刑事辩护，影响甚大。

一、党委领导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领导政法工作，这一点无可置疑。但问题是，该如何领导，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党的领导，应当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而不能直接审批或干预具体案件处理。实践中，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政法委协调定案还较为普遍，这侵害了司法机关的职权，有违法治原则。

更重要的是，由于司法不独立，最终的裁判结论可能既不来自法官，也非来自法院，而是来自司法之外的政治权威或者其他力量。这就等于将法院的庭审活动，包括律师的辩护活动，一笔勾销，完全归零。司法不独立，法院和法官没有最终裁判权，使律师的辩护和说服完全失去了对象，变得毫无意义，

二、政法一体

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公、检、法等政法机关之间是一体化的关系。虽然宪法上规定三者“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但实际上配合多，制约少。而且，配合是有组织保障的，例如政法委的协调；制约是缺乏组织保障的，例如公安机关位高权重。三者在管理方式、职业认同、情感及利益上，都是一体化的，是一家人，只能相互补台，不能相互拆台。特别在一些地方，有制度化的“大要案协调机制”，要求法院和法官“提前介入”，为检察院提供“诉前审查”、“前期沟通”等服务，审判中也要求相互通气、相互配合。

这种制度安排，所导致的恶果是控、审不分，法院和法官一屁股坐到了控方的立场上，法院成了第二追诉机关。这就破坏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三角形”结构，使诉讼程序变成了两极对抗的行政程序，导致刑事辩护空间几近荡然无存。因为，在诉讼职能上，辩护是作为控诉的对立面而存在，其所欲说服并可资依赖者，是具有中立性、独立性的裁判者，即法院和法官。如果控、审合流，则刑事辩护何以立足？！诚如德国学者拉得布鲁赫所言：“如果原告自己本身就是法官，就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1]在中国，由于控、审合流，辩护律师所对抗的不仅仅是控方，很多时候是包括侦、控、审在内的强大的“政法共同体”，其间力量之悬殊，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

三、审前程序行政化

实质性的辩护，惟有在“三角形”诉讼结构中才能存在。如果没有中立的裁判者介入，而由控方自己担任裁判者，则辩护无异于与虎谋皮，困难不可想象。而在我国侦查、审查起诉程序中，由于缺乏法院和法官介入，侦控机关往往自行决定一切强制性措施，程序也是封闭的、秘密的、行政审批式的，因而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辩护存在。

在这种行政化的程序中，辩护人只能去说服自己的对手、对立面——侦查、起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辩护的难度和效果可想而知。此种诉讼结构下，辩护的有效性，几乎完全依赖侦控机关的自我约束或者主动恩赐。因此，严格地说，此时根本不叫辩护，而只是一种单向的请求或曰哀求。

四、控辩力量严重失衡

刑事辩护具有明显的对抗性，是与控方的一种法律对抗。既然是对抗，其结局必然受制于二者的力量对比。有效的对抗，是以平等武装为前提的。所谓平等武装，即赋予控、辩双方基本对等的诉讼权利和攻防手段。犹如打仗，如果双方武器悬殊过大，一个使手枪，一个使鱼叉，则结果可想而知。或者二者地位根本不平等，控方可以随时动用国家职权对律师进行职业性报复，则辩方自身难保，何谈有效辩护！

在我国，控方掌握着充裕的国家权力和司法资源，力量过于强势，辩方几无还手之力。更严重的，控方借助手中职权，可对辩方随时实施打击、报复，直至启动刑事追诉。在控方自行决定各种强制处分的情形下，公安、检察机关可以直接对自己的对手——辩护人，以各种名义立案侦查，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即使最终无法起诉，也足以起到敲山震虎、杀一儆百之效。这种控辩对抗，如同鸡蛋碰石头，哪有公平、公正可言！

五、侦羁不分

看守所隶属于侦查机关，完全服从和服务于侦查办案需要，必然导致对犯罪嫌疑人和律师权利保障的漠视。例如，“会见难”的问题，只要目前侦羁一体的体制不变，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而一旦将看守所脱离公安机关，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则问题马上就会有所缓解。

[1][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