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是一种自然死，即不再做延命医疗措施。可以尊重植物人患者的意愿或观念，停止延命治疗，任由患者死亡。

对于一些自我意识丧失而无治愈希望的病人，可由亲属凭他们的生前预嘱向医院、法院等提出停止治疗的要求因而死亡。这样的死使病人摆脱了凄惨状态，亲属也摆脱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人们认为这样的死是高尚而尊严的。尊严死的观念涉及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泛地重视和讨论。

尊严死与让病人无痛苦死去的安乐死并不相同，是一种在病人弥留之际，不做过分的治疗，而是用安宁缓和的方式给病人以临终关怀，最大程度地减轻他们的痛苦，让他们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相对“安乐死”一词，“尊严死”使用得更为普遍，它仅指放弃治疗、任由患者自然死亡的“消极安乐死”，而不包括注射药物帮助患者死亡的“积极安乐死”。

尊严死是遵从自然规律、体现生命和谐的主张。通过本人事先签署的“生前预嘱”，在生命末期按照尽量自然的方式，有尊严地离世，不仅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也能让医务人员和家属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产生心理上的崇高感和强烈的道德伦理要求。这种建立在个人“知情同意权”基础上的死亡方式，是缓和医患矛盾的良药。而对生命本身而言，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归宿，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也是一种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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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30日，北京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即“尊严死”协会)，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旨在通过推广使用“生前预嘱”，让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有人提出了“安乐死”与“尊严死”两种概念。通俗地讲，“安乐死”是在医生协助下的“他杀”，旨在让患者死得没有痛苦或解除活的痛苦而终止生命。而尊严死则是按照进入临终状态患者事前立下预嘱的“自杀”，就是在生命尽头不进行任何医疗救治而等死。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患者都没有救治好的希望和价值，而且无论哪种死法，都须征得患者的同意。

尊严死”能够被推行，因为我国没有明确法律法规禁止公民选择尊严死，“处于法律空白状态”。而“安乐死”在许多国家是被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这主要是因为传统伦理与现代科技的冲突，还因为“安乐死”是“他杀”，怕被犯罪分子所利用。其实，“尊严死”一旦被滥用，也可能成为变相的“他杀”。如，为了节省钱财，逃避责任等，极有可能打着“尊严死”旗号放弃救治，不作为，让患者失去了生的希望。

施行“安乐死”和“尊严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要取其精华，克服其不足，两者互补。当务之急是突破法律伦理的禁区，推动法律伦理的认同，尤其法律须作出明确的规定。施行“安乐死”和“尊严死”，也须得到患者的同意，尊重患者的选择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对患者尊严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