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据规定偷盗上千怎样判？

1、偷盗他人上千元财产的公民可能会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偷盗上千元财产属于盗窃数额较大的情形

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二、认定盗窃罪成立要几样证据？

1、现行法并没有规定认定盗窃罪要几样证据

盗窃罪需要主体证据、行为证据、结果证据、主观证据、情节证据。盗窃罪证据中，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直接证据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多为间接证据，并对证明犯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情况下，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2、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盗窃罪证据标准的研究是根据《刑法》关于盗窃犯罪与刑罚的实体规定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一般规定，确立认定盗窃罪犯罪构成及法定量刑事实所具备的证据标准和证据要素。

3、从盗窃罪的证明对象入手，可以从盗窃罪的主体证据、行为证据、结果证据、主观证据、情节证据等层面确立证据标准。

（1）主体证据。

应包括居民身份证明和户籍证明。

（2）行为证据。

应包括被害人关于在具体时间、地点及位置被盗物品及物品特征的陈述；有关知情人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秘密窃取方法实施盗窃行为的证词；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盗窃行为时所穿戴的手套、鞋子以及犯罪工具、赃款、赃物等物证的实物及照片和有关物证、痕迹检验报告；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到达盗窃现场的毛发、指纹、脚印以及其他遗留痕迹的技术鉴定结论；证明赃物价值的鉴定结论；证明收缴赃款、赃物、犯罪工具等物证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定手段进入现场及从特定位置窃取特定物品的现场照片、现场勘查图以及现场勘查笔录；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盗窃行为的视听资料。

（3）结果证据。

应包括被害人关于失窃的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于窃得物品的供述，证人关于财物被盗的证言，有关部门关于财物被盗的证明，行为人销赃时所派生出的有关证据如买赃人陈述，典当行收据，盗窃信用卡后的提款记录，盗窃文物后出卖、出境的证据；盗窃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的失窃证明等；未遂和中止的结果证据。盗窃未遂只有情节严重时才构成犯罪，要有证明犯罪对象是巨额现金、国家珍贵文物或贵重物品的证据，同时要有证明行为人确实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造成财物损失的证据。

（4）主观证据。

应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占有、使用、出售、出租、出借赃款、赃物的证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承认盗窃犯罪事实的供述等。

（5）情节证据。

定罪情节证据应当包括价格鉴定、物品发票等，对于盗窃数额未达到较大标准的案件，还应当包括公私财产损失证据、盗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其他严重情节的证据；量刑情节证据，应当包括有关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被盗单位性质、行为人作案方式、行为人以往有无前科、被害人情况、被盗物品性质、损失情况等证据。当然，这些盗窃罪证据标准及证据要素，并不要求每一个案件都全部具备。

三、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区别是什么？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区别包括对“被害人自愿”的理解不同、对欺诈行为的理解不同等。

1、对欺诈行为的理解不同

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进而取得了财产并非必然就成立诈骗罪，因为在盗窃罪中也可能存在着实施欺骗的行为。行为人是否采取欺骗手段并不是区分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行为人在取得财物之时或之前也使用欺诈手段，但是如果这种欺诈手段并没有使被骗者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主动‘自愿’交出财物，则仍然只构成盗窃罪。原则上，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必须具有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而导致其自愿主动的交付财物的作用，假使并不具有这样的作用，则并不属于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

2、对“错误认识”的理解

“认识错误”，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使得被害人对客观事实的判断产生偏差，从而与被害人的主观认识不一致。而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被害人将财物按照行为人的意志加以交付处分。诈骗罪中的被害人仿佛“自愿”地交出财物，但其实这种“自愿”是违背被害人真实意思的。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是让对方陷于错误认识然后交付财产。

在欺诈行为与交付财产之间，错误认识是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也就是说，被害人的认识错误与交付财产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缺少了错误认识这一环节，那么就不能构成诈骗罪，即便是构成，也只可能是诈骗罪未遂，不可能是诈骗既遂。所以，即使对方交付了财物，但并不是由于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不构成诈骗罪或者至多是诈骗罪未遂。例如，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欺诈行为，但是被受骗人当场识破，受骗人由于出于怜悯之情而假装被骗交付了财物，这就只能视为诈骗罪未遂。

3、对“被害人自愿”的理解

（1）被害人有无正常的认识能力。

在诈骗罪中，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被害人的“自愿”，是由于被害人相信了行为人的欺诈行为，陷入了错误的认识，做出了瑕疵的意思表示而产生的。而被害人具有正常的认识能力是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前提。假使行为人通过哄骗欺诈的手段，进而取得了不具有正常认识能力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的财物，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构成诈骗罪。

故而，行为人的行为成立盗窃罪而非诈骗罪。诈骗罪中要求被害人一方面必须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同时另一方面必须处于正常状态下。假使行为人取得财物是在被害人处于严重醉酒或昏迷等认识能力严重减弱的状况之下，则此时行为人的行为也并不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不能构成诈骗罪。

（2）被骗者是否是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

在一般的诈骗罪行为结构当中，往往被害人与被骗人是同一个人。但是在诈骗罪的构成当中，只是要求行为相对方是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人，并不一定要求行为相对方必须是财物的所有人或者占有人。因此，被害人有可能就是被骗人也有可能被害人同被骗人不是同一人。而这种被害人与被骗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称之为‘三角诈骗’。该种情形能否成立诈骗罪，关键是被骗人是否具有处分该财产的能力或客观状态。如果是肯定的回答，则成立诈骗罪，否则可能属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如行为人对过路人谎称他人庭院是自家庭院，请路人帮忙将摩托车推出来，过路人信以为真，进入他人庭院推出摩托车交给了行为人。此时，由于被骗者不具有交付或者处分他人财物的权限，所以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其实质是利用他人作为工具盗取财物，而成立盗窃罪的间接正犯。

因此，并不是行为人只要使用欺骗手段，导致对方将财产“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人，就成立诈骗罪。被骗人是否具有处分该财产的能力或客观状态，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间接正犯时要考察的因素之一。

（3）被害人是否处于意志自由状态。

如果被骗人交付财产是因为受到外界因素的强迫威胁等，则不构成诈骗罪。被害人“自愿”交付财产中的自愿，意味着被害人有选择处分财产的自主可能性，也有不处分财产的自主可能性。但是假如人为的使被害人意志的自由状态遭到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作出交付行为的，则此时的被害人就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中的被害人。如行为人假装成城管对甲的财物进行扣押，此时甲的这种交付是违反被害人甲意志的、属于不自愿地交付，这与诈骗罪中被害人基于瑕疵意思而‘自愿地’交付有比较大的差别。

4、对“交付”的理解不同

（1）交付意思是诈骗罪的成立条件。

交付行为的成立，需要在主观上有交付财产的意思。交付意思是诈骗罪的成立条件，如果没有交付意思，则不成立诈骗罪。诈骗罪中交付财产的被害人必须是具有正常的认识能力的人，也必须处于意思自由的状态。被骗人的行为都是在一定意志支配下进行的。诈骗罪中的交付行为只有在行为人具有交付财物的意思表示时，才能是诈骗罪中的交付行为。假使行为人通过哄骗等欺诈的手段，进而取得了不具有正常认识能力人（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的财物，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就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构成盗窃罪。

（2）交付意思的内容。

诈骗罪中被害人基于认识上的错觉而自愿地交付财物或处分财产上的利益，即被害人基于瑕疵的意思表示自愿的处分了自己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的财物。“处分财产”意味着被骗人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占有，进行事实上的支配或控制。这里的处分应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方面，处分人具有处分财产权限或地位并具有处分能力的人。如果行为人是从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精神病手中取得财物，则不能定诈骗罪而可能构成盗窃罪。另一方面，处分人具有将财产转移给行为人或者第三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这里的处分，既包括所有权的处理也包括占有权的让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第二编　分则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二百五十三条　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或者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n犯前款罪而窃取财物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