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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犯是在我国比较全新的一个名词，我国对于结合犯没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实例，结合犯不同于任何一个犯罪形式，结合犯怎么处罚?了解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下面让我们了解一下结合犯怎么处罚的相关规定，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了解。

结合犯的处罚

制约刑法设置结合犯条款的规律，是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设置结合犯条款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结果。详言之，在任何国家内，以牵连关系、并发关系等为表现的具有一定联系的犯罪形态，都是客观存在的。究竟是否规定为结合犯，应以如何达到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为判断标准和制约条件。刑法在现存法定刑和相应刑罚制度下，对于具有一定客观联系的犯罪，选择适用相应的处断原则可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刑事法律便无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必要;反之，刑事法律便应设置相应结合犯条款。

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提出立法建议，主张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结合犯条款。涉及结合犯罪名有抢劫重伤罪、抢劫杀人罪、强奸重伤罪、强奸杀人罪、侵入住宅抢劫罪、侵入住宅盗窃罪、放火杀人罪等，并且被结合之罪应限于故意犯罪。

这一立法建议是否妥当，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结合犯在我国刑法中没有必要增设，按照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立法建议涉及的结合犯中，被结合之罪，除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最高法定刑为三年有期徒刑外，其他犯罪即抢劫、杀人、重伤、强奸、放火、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都是死刑。严厉的、足以容纳严重犯罪并可使处刑结果符合罪刑相适应要求的法定刑条件排除了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必要性。司法实践中，只要科学地把握结果加重犯和具有牵连、并发等关系的犯罪形态(即牵连犯，实质数罪等)的本质特征，仍然可以较为准确地将不同的犯罪形态区别开来。考察各国的刑事立法例，基于此目的而大量设置结合犯条款的实例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7年刑法中是否存在结合犯，值得思考。有观点认为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是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规定的是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是由受贿罪和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合成的结合犯。

我们认为，第229条第1、2款仅规定一个罪名，即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第2款仅仅是第1款的加重构成。因此，1997年刑法典第229条并未设置结合犯。值得争议的是第239条绑架罪是否结合犯。有观点认为，1997年第239条规定的绑架勒索罪是典型的结合犯，由敲诈勒索罪和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罪结合而成。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绑架罪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麻醉或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它是《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增设的罪名。1997年刑法典继承这一规定，并增加“绑架他人作为人质”这一行为方式和赋予独立的法定刑，同时将以出卖为目的的行为作为加重情节并入后面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中。

绑架人质与勒取赎金均属本罪的实行行为，绑架是勒索的手段，二者密切结合。然而，绑架罪的成立并不要求两个行为同时具备，只要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就具备本罪的客观要件，达到本罪的既遂。因此，绑架勒索罪并不符合结合犯的构成，而属于牵连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