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都侵犯国家保护林业资源的管理制度，在认定犯罪时应当参照有关保护森林的法规，而且两种犯罪往往交织在一起。但是，这两种犯罪的性质不同。过去理论上一般认为，区分滥伐和盗伐的界限，以是否经过主管部门的批准并取得采伐证为标准。滥伐是指经主管部门同意，但未按采伐证规定任意采伐的行为;盗伐是未经主管部门同意，秘密采伐的行为。但是，由于森林法施行之后，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因此，不经主管部门批准而采伐本单位或者本人所有的林木的，显然不宜再以盗伐林木罪论处。所以，现在以林木的归属为区分滥伐和盗伐界限的标准成为通说。滥伐林木罪采伐的是归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以及本人所有的林木;盗伐林木罪采伐的是归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林木。根据前述司法解释，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林木归权属，分别根据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以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惩处。

二者在构成要件上，具有明显的差别，主要反映为：

其一，犯罪对象不同。两者犯罪对虽都是森林和其他林木，但于具体内容上却有分别。在本罪中行为人滥伐的对象则是既无所有权或者采伐权的森林和其他林木;而盗伐林木罪中行为人盗伐的对象则是既无所有权也无采伐权的森林和其它林木。从林木所有权的性质上区分，根据《森林法》第27条规定：“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按照承包合同规定执行。”由此可知，个人承包林木的所有权有两种形势，即承包个人所有或国家、集体所有。如果承包人本人擅自砍伐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承包林木，应视为盗伐林木罪。根据《解释》第1条规定，明知林木权属不清，在争议未解决前，擅自砍伐林木，情节严重的，应确定林木权属，分别具体情况，按盗伐林木罪或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林木权属难确定的，按滥伐林木罪处罚。这讲一步说明，认定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对象标准不同，擅自砍伐属于国家、集体和他人自留山上的或他人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本人或他人依法承包经营管理的国家、集体所有的森林的，应定盗伐林木罪;反之，如果林木的权属系为自有林木，即本单位所有或管理的林木，如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木、国家所有但由某国营林场管理的林木，以及本人所有的自留山上的林木。行为人进行砍伐的，则构成本罪。

其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本罪与盗伐林木罪在客观上存有实质性的区别，滥伐林木行为以违反森林为前提，客观行为包括有采代许可证而不按照其规定要求的采伐行为，以及无证任意采伐具有所有权的采伐森林或林木的行为;而盗伐林木行为则纯属是无采伐许可证的采伐行为，行为人是在林木所有人、看管人或主管机关不知的情况下，私自秘密采伐不具有所有权的森林或其他林木，因此，盗伐林木行为本身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性质。

其三、犯罪主观方面不同。本罪与盗伐林木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上虽者属故意，但两罪的故意内容存有差别。本罪主观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即行为人虽然不希望造成森林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是又不设法防止，而采取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然而，无论本罪主观罪过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其主观内容都不包含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盗伐林木罪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林木的目的;而盗伐林木罪可能是自用、销售营利、转送他人或转归单位所有，等等但不影响盗伐林木的罪的构成。

此外，本罪与盗伐林木罪除了上述犯罪构成要件上显著不同外，在其他方也存有差异。一是作为定罪的林木数量标准不同。本罪的数量标准高于盗伐林木罪，根据《解释》规定的衡量标准，构成本罪的数量起点是：在林区滥伐林木的一般掌握在10立方米—20立方米米或幼树500—120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

5立方米—10立方米或幼树250—600株;而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起点为：在林区盗伐的一般掌握在2立方米—5立方米或幼树100—250株;在非林区盗伐一般掌握在1立方米—2.5立方米或幼树50—125株。二是法定的量刑单位不同和刑罚的轻重不同。刑典第345条对本罪规定了两个量刑单位，这两个量刑档次虽与盗伐林木罪前两个量刑单位量罚相同，但由于两罪的起刑点有别，所以，其内在的刑罚强度具有质量上的差别。所不同的是，该条对盗伐林木罪还规定了第三个量刑单位，即对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以较重的刑罚;而对本罪无此规定。通过以上两点区别，可以看出刑法对构成盗伐林木罪的数量要求低于本罪，而且于量刑却高于本罪，这说明盗供林木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远远超过本罪。

其四，犯罪主体不同。作为盗伐林木罪的主体，必须是林木所有者以外的自然人或单位;而滥伐林木罪的主体，既可以是林木所有者、承包经营管理者，其他自然人或单位。